《中国法治民主建设之路》--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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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治民主建设之路》
内蒙古新闻网   08-03-18 16:56 打印本页】 【字体:  】  【关闭

张利华教授/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

      《中国法治民主建设之路》对民主法治的理论和实际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生活的巨变,论证了中国特色“法治民主”建设道路,提出了改革完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思路和建议。以下是该书的观点摘要。

      一、市场经济与法治民主的关系

      市场经济对现代法治宪政民主政体的形成起着积极的作用。英国早期民主化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市场经济对西方宪政民主政治有一定的消极作用。美国议会总统制的运作过程所出现的问题证明了这一点。

      (一)市场经济对宪政民主的积极影响

      英国是近代世界最早形成君主立宪议会内阁制的国家。从英国早期政治民主化的经验来看,市场经济的发展对现代法治宪政民主政体的形成有积极的影响。

      第一,市场经济形成的法治经济为宪政民主的建立提供了坚实基础

      13世纪,英国就开始了商业化进程。到17世纪,英国逐渐形成了市场、港口、集市和市镇相互交错的市场体系。全国各地的物质资源主要通过市场进行交换和配置。与此同时,英国的市场体系向世界市场不断地扩张。18世纪初,英国工业革命之前已经形成了陆路、水路和海路“三位一体”式的交通运输网络。

      商人和工场主在商品交换过程中签订合同,通过合同约束买卖各方。为了保证合同的落实,对违约者进行惩罚,他们建立了同业公会,制订了规则,建立了法庭,聘请法官为他们判案。在此过程中,律师行业应运而生。以商业契约为主要制约手段的法治经济在英国社会内部逐渐形成。

      商人和企业主以及城市市民联合起来向城市领主购买城市领地的所有权,在城市里实行自治管理。他们建立市议会、选举市政官员,建立城市司法机关。采用“法治”原则管理城市。

      法治经济和城市自治直接促进了宪政民主政体的形成。17世纪,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联合起来发动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国王统治。经过曲折的过程,17世纪末建立了君主立宪政体,18世纪上半期形成了议会内阁制。

      市场经济与代议制民主政体有着一种内在的逻辑联系。但它们之间不是纯粹的直线连接关系,它们之间要有关键的“中间环节”衔接。这个关键的中间环节便是法治经济。法治经济为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宪政民主政体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市场经济形成的“多元经济结构”为宪政民主提供了条件

      市场经济的发展使西方国家形成了“多元经济结构”。不同的垄断资本集团控制着不同行业的生产和经营,社会经济领域出现了势均力敌的不同利益集团。这种多样化的利益集团必然在国家政权机构中寻找代理人,形成了现代代议制民主政治。

      第三,市场经济形成的自由、平等、主体观念为宪政民主提供了思想前提

      市场经济是由市场配置资源的一种经济形式。在市场经济中,各种经济活动都直接或间接地处在市场关系之中,受到市场机制的制约。市场体系把人们从固定的地域里解放出来,在广阔的市场体系中自由流动和交换劳动产品。人们获得了经济自由权,出现了自由观念。

      市场经济领域里涌现出了无数经济主体。各经济主体按照“等价交换”原则和利润最大化原则进行交换,自担风险。通过竞争机制实现优胜劣汰。市场经济既为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提供了条件,也使人的独立主体意识得到发展,市场经济猛烈冲击和荡涤着封建专制特权思想、人身依附关系、“官本位”和“平均主义”等旧观念。

      市场经济强调一切参与者都以平等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身份进入市场。所以,市场经济培养出了“天生的平等派”,形成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     

  (二)市场经济对宪政民主的消极影响     

      1.资本主义国家机构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极少数垄断资本集团,“自由”、“平等”、“民主”的背后以财产权为基础

      美国议会选举和总统竞选是靠金钱和财富的力量推动的。在美国联邦政府中担任要职的人大多是各种资本集团所扶持的人,有些总统本人就是大资本家或大庄园主。如,福特总统、卡特总统等。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和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与洛克菲勒财团的关系十分密切。

      美国利益集团对政府决策影响力最强的是工商企业利益集团。利益集团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影响政府政策,如,直接游说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设立研究机构和雇佣专家做说客。他们以宴请、提供旅行交通工具、请官员到别墅度假等方式加强与国会议员及政府官员的联系。国会在审查重要议案时常举行听证会,邀请政府官员、有关利益集团和公众代表出席,就议案发表意见。各有关利益集团无不派出强手在听证会上提出支持、反对或修改的意见。所以,西方国家政府政策基本上是由政府机构、国会小组委员会和相关利益集团三方面共同协商做出的。

      2.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和下层劳动人民对政府决策影响很有限

      在美国,下层劳动人民几乎没有什么“财力”或“实力”在政治竞选舞台上与垄断集团的代表人物一争高低。美国有工会、妇女、少数民族、教育、文化、环保、公益团体等团体组织。但由于资金和财力有限,他们的代表无力当选总统,也很难当选国会议员。他们对政府和国会决策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

      1886年,美国成立了劳工联合会(劳联)。但劳联的创始人塞缪尔反对工会直接参加政党,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劳联在议会选举中未能发挥自己的作用。20世纪30年代,美国产业工会大会(产联)成立。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产业结构的变化,传统制造业衰落,高技术工业兴起,第三产业迅猛发展,美国工人队伍的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白领工人的人数超过了蓝领工人。工会会员人数下降,工会的影响逐渐下降。     

      总之,回顾西欧北美国家民主化的历程,可以看到,市场经济导致了法治经济,法治经济则为城市和乡镇自治奠定了基础,市民阶级和法治社会逐渐形成。市场经济培育了自由、平等、主体意识,为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改良提供了思想前提。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之间由各种中间环节相连,其中,法治经济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垄断资本集团占据主导地位,他们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通过多党竞选代议制控制国家政权,平衡和协调各自的利益。经济上的不平等导致了政治上的不平等,工人阶级和下层劳动人民对国家机构决策影响很小。

      二、市场经济与中国社会生活新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中国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员流动自由度增大

      与计划经济时期相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国人外出的自由度增大了,流动的空间和地域也扩大了。城镇个体经济、民营经济、外资企业的发展,吸引了大批农民进城务工。城市居民的“经商潮”、“出国潮”一浪高过一浪。有人创办实业,有人弃墨从商,有人出国发展。许多年轻人不再拘泥于什么国有企事业单位,也不期望什么固定工或长期工,而是通过流动不断地寻找自己的发展途径,拓宽自己的事业。

      (二)无数经济主体出现

      如今,经过股份制改造,中国大陆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基本上成为拥有经营自主权的法人。民营企业和个体户也拥有生产和经营的自主权。中国的企业逐渐摆脱了“出了问题找市长”的习惯,更加注重市场需求。

  (三)“重技术”、“重专业”等多样选择

      市场经济发展起来后,专业技术人员在经济、技术、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技术进入市场,就可以变成财富,从而使掌握技术的人获取财富。知识市场化伴随技术市场化接踵而来。技术的市场化和知识的市场化形成知识经济,造就了许多高收入者。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把“当国家干部”看作惟一的出路,许多青年人更愿意选择应用技术、经商、做律师或教学、科研工作。城市居民家庭越来越注重对本人和子女的教育投资,一些父母不惜血本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甚至借钱送子女出国留学。

      (四)竞争与求富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实业界、商业界等经济界率先进入了竞争战场。“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各行各业都出现了竞争的局面。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成为企业的明确目标。“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成了一句既时髦又现实的口号。人们不再以谈钱为耻,越来越多的人看重的是自己有没有本事挣到更多的钱。企业以经济效益作为评定经营管理人员的主要标准。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国营企业劳动用工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打破了计划经济时代盛行的“铁饭碗、铁工资”分配体制,采取了按照经济效益或工作成绩进行分配的体制,拉开分配档次。这样,企业职工和工人的经济收入差距拉开了,下岗和失业现象也出现了。与此同时,一些人在“金钱至上”心理支配下采取不正当和不合法手段牟取暴利,出现了“黄、赌、毒”,某些党政领导干部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一些领域的“既得利益集团”通过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暴富,收入差距拉大,社会分配不平衡加剧。

      (五)个性化需求上升

      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物质和文化产品的极大丰富,解放了长期以来处于压抑状态的人的感性欲望,人的需求随之膨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人摒弃了过去那种“封闭”、“内向”的心态,用“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心态走入社会。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文化、休闲、娱乐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除了传统的餐饮业外,酒吧、网巴、迪厅、歌厅、咖啡馆、夜总会、美容美发、洗浴按摩、足浴、健身房纷纷出现,遍布城市的各个角落。年轻人喝着“可口可乐”,吃着“汉堡包”,在“迪厅”里伴随着快节奏的“迪斯科”音乐跳舞扭动;退休老人在清晨和夜晚,聚集在街区花园和广场里跳舞、唱歌、练拳、耍剑。人们的衣着、发型愈来愈显现个性化。一些年轻人的奇装异服和怪异发式不再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

      中央电视台和地方电视台也开设了适合老百姓需求的个性化、人性化、生活化的节目,如,“宝物鉴定”、“舞蹈比赛”、“歌手大赛”、“全家总动员”、“亲密爱人”、“烹艺大赛”等。参赛者竞相在比赛中进行“才艺大比拼”,观众则通过表决器选举最佳竞赛者。城市里出现了崇尚“竞争”、“开放”和“进取”的社会氛围。这种氛围把人的欲望、需求、本能、无意识、想象、激情等感性力量充分地展现出来,迸发出无限的生命活力,带来人们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巨大变化。

  (六)参政议政意识增长

      经济主体的独立、自主意识增强,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政治参与意识。1980年以来,中国NGO组织的数量迅速增长,据统计,1993年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已经发展有9万多个。1999年底,专业技术协会已经发展到月150多万个。[i]民间自发的、非政府动员性的政治参与活动日益增多。许多人在互联网上发表自己的言论,批评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

      1997年以来,国务院和地方政府部门开始实施听证制度,为公民参与国家立法、行政决策提供了新途径。

      电视、广播、报刊杂志等一些新闻媒体也开辟了让老百姓说说心里话的栏目,如,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焦点访谈”、“实话实说”、“小崔说事”,北京电视台的“今日话题”等。市民可以在这些节目里发表自己的见解,对政府部门提出批评建议。城市里的“消费者协会”也积极帮助市民解决购买消费品方面遇到的问题。

    总之,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中国社会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旧观念收到猛烈冲击,新观念在中国大地上生长传播。市场经济带来的中国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为社会主义法治民主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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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源: 新华网  编辑: 安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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