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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宏:论以图腾制研究草原文化的可行性
内蒙古新闻网  09-07-13 16:24 打印本页 【字体:    [发表评论]
  论以图腾制研究草原文化的可行性
 
  ——兼论蒙古族的图腾制相关问题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院讲师
 
常 宏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院讲师常宏作题为《试以图腾制研究草原文化的可行性——兼论蒙古族的图腾制相关问题》的发言。
   
  国外在20世纪上半个世纪,对图腾制(Totemism)的研究俨然成了一种“显学”。在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哲学等学科中都对图腾制进行关注,尤其是在民族学和宗教学领域,图腾制更受到特别的重视。列维-斯特劳斯的在其《图腾制度》简短地、批判地综述了国外20世纪前半期学者们的观点。但他没有涉及弗洛伊德关于图腾制的研究。除此外,亦有很多国外著名学者对图腾制问题进行讨论,仁者见仁,各持一说。[1] 近年来,国外亦有学者称图腾制已经是过时的概念。[2] 国内学者主要是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内按照国外的学者成型的图腾制理论模式对其进行解释或者是把现有的理论模式应用于特殊的研究对象之上。[3]
 
  一、  图腾制是一种文化起源论的理论假设
 
  综述前人研究成果的目的就是为了提出我们自己的问题。针对图腾制的研究,我们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问题:首先,图腾制是否是一种现实的存在问题?无论是在过去和现在,图腾制都不是一种现实存在的实在,图腾制是对文化进行研究的一种假设或理论思维模式,如洛维所言:“我不能肯定,所有花费在这一问题上的才智和学识能否确立起图腾现象的实在。”[4];其次,作为一种理论假设的图腾制,我们“能否说明图腾制是人类社会普遍现象的一种特殊形式,并在所有文化中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吗?”这种寻找一种普遍适用的简单性理论方式是各个领域的学者们都一直试图利用图腾制来解释文化现象的最终目的。在博厄斯对涂而干和弗雷泽的批评中可以找到答案。博厄斯认为这种设想用一种统一体的形式来概述一个文化是不可能的。图腾制只是一个人造的统一体。图腾制只是一种通过人类学家的本人的概念系统实现这种关联的,是一种企图或假设而已。博厄斯说:“这种图腾制现象就展现了这类问题。通过仔细分析就能得出这种概念之间的统一,不是一种客观的实在,其只是一种主观的统一现象。”[5] 博厄斯的理由是我们在探讨图腾制的时候混淆了两类关系:基于自然观基础上的人与动植物之间同一性和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群体的称谓。博厄斯认为图腾制只有基于这两类秩序同时出现的共同基础上才是可能的。这也就是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和社会群体之特性这两者之间的关联是偶然的和随意的关联;第三,我们可以进一步的追问,如果如上所说,那么是否有一种共同的东西被各种图腾制理论所共同的接受呢?回答是肯定的。作为一种理论模式,图腾制表示一种分类倾向(classificatory tendency)是所有的图腾制理论都能接受的共同之处,虽然对于分类的方式是发生学的分类,还是采取二元分类,还是多元分类的方式存在着争论,虽然这种分类是开始于外婚制还是心理原则或者是自然与社会的区分方式,但是,对于图腾制表示一种分类的是大家一致同意的。正如泰勒所说:“我们必须考虑到人类脱离宇宙来进行分类的倾向。”[6] 而博厄斯亦表达了同样的意思:“组成一个部落的各个社会部门所具有的标记是同源的,这恰恰可以证明,它们都可以归因于一种分类的倾向。”[7]
 
  承认图腾制是一种分类方式就意味着图腾制的本质是社会性的,因为这种分类首先是对象化的行为,是一定的社会制度或思维方式的分类象征。而分类与人的生物性本能(例如乱伦禁忌)的本能一起作用的,一个是内在的,一个是外在的。对于图腾与乱伦禁忌两者孰为先后,孰为因果这个“百年争论”,[8] 很多著名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如泰勒、弗雷泽、弗洛伊德、马林诺夫斯基、涂而干、布朗、怀特、列维—斯特劳斯等都认为图腾的本质在于它所体现的人类最初的、基本社会制度和人类认识的结构,乱伦禁忌只是为了维系这些社会制度而派生出来的人为规则。这就说明图腾不仅仅是外婚制规则,而且是一种文化符号系统。图腾制的文化标志系统最初是辨别亲属之间的血缘关系的复杂网络,这个文化符号系统一旦发生后,便有独立地,自由地发展的空间,逐渐演化为崇拜的、宗教的和语言的象征系统,它们表现了人类最早的精神生活。而作为文化标志的图腾,以动物形象居多,也有一些植物形象,还有少数其他自然物或人工物的形象。[9]
综合上述,从逻辑上的先后顺序对图腾制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图腾首先是一种分类倾向或原则,而这种分类倾向或原则,其一种外化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符号系统。这种逻辑上的先后关系,不一定必然表现为一种时间上的先后关系,有时会重叠或倒错表现出来。这种将图腾制作为一种文化的起源模式,虽然是作为一般理论抽象理论模式,但避免了自然主义、功能主义、心理主义以及结构主义的图腾制理论的各自弊端。在分析具体的文化现象上,可能需要借助于其他的理论模式,但是,作为文化起源的分析模式,作为一种社会性的、非自然的、复杂的、符号象征体系的图腾制是其他模式所不可代替的。通过以上分析得出的结论就是:首先,图腾制是一种理论假设而不是一种实在;其次图腾制只是一种分类倾向,这种分类倾向是与外婚制相伴随的,或者说是逻辑上先后出现的;第三,图腾制是最初的复杂文化系统的标志。下面我将利用蒙古族是否有图腾制的事例来验证以上的结论。
 
    二、  关于蒙古族是否有图腾的问题
 
  学者们近些年来对蒙古族是否有图腾这个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据我掌握的资料来看,学者们对蒙古族是否有图腾以及图腾是什么的问题意见分歧较大,各自从自己的立场上都提出了自己的有力证据。陈烨先生在其文章中认为,以下几种观点所认为的蒙古族图腾都有其可质疑之处,首先,狼——鹿图腾说的源起及其证据之不足;其次,牛图腾说是对藏传佛教的曲解;第三,马图腾说是对自然崇拜的曲解;陈烨先生得出结论之一:“迄今为止所有的关于蒙古族图腾崇拜问题的研究中还没有产生令学界完全认可的确指。由于史料的缺失, 这个问题在短时期内仍恐是一难解之谜, 但是按图腾崇拜的一般规律来看, 有一点可以肯定, 那就是蒙古族的图腾必是多元的, 其为何物, 我们将拭目以待。”[10] 此篇文章可以看作是对蒙古族图腾研究的概括性文章。近两年,有两位著名学者就蒙古族图腾制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两位学者各自从自己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证据。苏鲁格先生基于蒙古、突厥两个氏族联姻而认为蒙古先民是以“鹿”为图腾,“狼”并不是蒙古民族的图腾。[11]而那木吉拉先生认为“突厥以狼为母系之始祖, 以鹿为父系之祖, 而蒙古人则称狼为父系之始祖, 鹿为母系之始祖”之说是由数个相互间具有内在联系的认识组合而成的理论总结。因而, 如果其中一环出现漏洞, 将危及整体, 从而动摇所谓“蒙古、突厥两合氏族联姻”的假设基础。[12] 就此两位学者的讨论来看,关于蒙古族的图腾是什么的争论,争论本身就印证了陈烨先生所说的结论“还没有产生令学界完全认可的确指。” 而陈烨先生在其文章最后似乎更赞同蒙古族的图腾应该是多元的观点。拉施特也认为, 在古代, 所有的突厥蒙古部落都有自己的图腾。并且,在蒙古人中, 对图腾的崇拜、对偶像的崇拜及对祖先的崇拜是混为一体的。蒙古人崇拜的偶像很多, 除马之外, 还有牛、山羊、鹿、天鹅、鱼、熊、狼、貂, 等等。[13] 如据此看来,证明蒙古族的图腾是多元的亦受到万物有灵论、祖先崇拜以及后来文化融合的干扰。[14]
 
  依据我们在第一部分得出的图腾制来重新理解蒙古族的图腾制相关问题,需要分清两点:首先,图腾是一种文化起源假设,而不是一种民族起源假设,民族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中的子概念,图腾是以某种文化假设的理论框架来理解一种文化起源的概念,而不是解释民族起源的一种假设概念,民族起源之前已经存在氏族文化,从更为严格的意义上说,图腾制要处理的最初对象应该是先民的氏族形式,而更为广泛的使用则是一种文化的起源论。这就是说,如果按照结构主义的历时角度来看,拥有同一个图腾制的氏族,可能在以后的发展中,会变成不同的民族。而不同图腾制的氏族亦可以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同一个民族。正如上面所讨论的蒙古族图腾制问题,这种历时的看法必然要基于考古和历史资料的翔实来证实,仅仅靠历史记载和神话传说以及现存的原初仪式、崇拜等还不足以完全令人信服的。所以,学者们的争论还会继续。其次,如果按照历时方式讨论蒙古族图腾问题,那么蒙古族起源问题和图腾问题就成了一个硬币的两个侧面而已。对于蒙古族起源问题,那木吉拉教授指导的博士生包海清的博士论文通过对大量的资料分类整理后把蒙古族族源传说分为天命所生型、感光型、兽祖型、灵禽始祖型、树始祖型等五个类型,并且通过对这些族源传说的比较分析得出两个结论:从发生学意义上来看,蒙古族族源传说脱胎于图腾神话,并传承了很多图腾神话母题;从蒙古族族源传说的产生、发展及其传播特征来看,它具有多元性、多样性、复合性和独特性特征。[15]所以,从文化的历时的角度来看,图腾制是与民族起源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综合上述,如果从图腾制的历时角度来追溯民族或图腾的起源,从而来确定一种文化现象的企图将会永远存在着争论,因为考古和史料永远不能得到必然肯定的结论,那么,争论将永远会继续。
 
  作为文化系统标志的图腾制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从结构主义的共时角度来看,这个方面正是图腾制理论的重要方面,因为作为分类原则,图腾制表现了一种共时性的理论假设模式,而这正是西方学者试图通过对原始民族图腾制的总结来试图理解我们现存文化的目的。这种共时的图腾制首先表现为一种分类的倾向或原则,不管这种分类是发生学的、还是二元或多元的原则;其次这种分类表现为氏族的外婚制和文化系统的标志。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用图腾制理论研究草原文化的可行性问题。
 
    三、应用图腾制研究草原文化的可行性
 
  图腾制这种分类方式是否可以成为研究草原文化的理论模型呢?依据以上我们的研究以及对蒙古族图腾起源的实例分析,我认为图腾制是可以作为草原文化的一种理论模型来分析草原文化的本质、精神以及表现形式的。
 
  首先,我们要确定草原文化定义以及其特征。[16]对于草原文化的定义或内涵方面的研究,虽然有很多专家学者提出了富有创见的意见,[17] 但是,就目前我所看到的资料表明仍未有一个得到共识认可的草原文化的一般定义。其主要原因是在于部分研究者是依据一种历时的研究模式,认为草原文化是一种历史性的文化积累模式;部分研究者只是按照部分比较的方式来区分草原文化、游牧文化、农耕文化的异同。而草原文化的界定是对文化概念的一种限定,草原文化应定义为以草原为物质依托所形成的一种文化。草原文化是一种共时(synchronic)和历时(diachronic)综合定义体系。理由是:首先草原文化是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其次,在这个定义中只能是采用物质形态意义上的草原,非物质意义上的草原将会与文化概念交叉或重合。第三,之所以提出草原文化这个名词,其基于的理由就是草原与山地、海洋等自然属性差异而提出的。
 
  草原文化的共时性就表现在以下两种文化模式:一是民族心理意义上的文化模式;一是文明形态意义上的文化模式;草原文化的历时性则表现为原始的文化模式、传统农业文明模式、现代工业文明模式,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模式。因此,草原文化的这两种模式也可以用如下一些特征来加以概括:1.地域性——草原文化是基于草原天然物质基础而形成的,这就决定草原文化是具有地域性的,草原的独特的天然特征形成了生活在这里的民族的独特文化特征。2.民族性——依托草原生活的不同民族,因为历史原因而形成特殊的民族文化,同时,各个民族都是依据草原为物质生活的依托,在逻辑关系上,这些作为个体的民族文化内涵关系之间构造出一个共同交集,而这个交集正是草原文化的本质结构。3.复合性——草原文化是文化的一个子集,因而是具有一个历史态的动态的结构,这种动态的结构是由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多个民族和多种生活方式的融合而构成的。例如,内蒙古草原文化中的宗教因素,蒙古族的“长生天”与藏传佛教中的很多教义并存等。尤其是在多元文化发展的今天,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发生着交流。某些原始文化中的成分迅速地与现代文化、工业文化发生接触和交流,使得草原文化呈现出一种多元态势。4.发展性——即使是人类学中的功能学派也认为文化是进化发展的,只不过是从需求与互动的角度来理解某种文化结构的。草原文化结构中的某些部分是在动态平衡结构中发生演变的。尤其是草原文化中那些与生活和生产方式联系密切的方面,换言之,就是那些草原的独特物质条件影响日常生活的方面,正在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正是基于草原文化的定义和特征,图腾制作为一种文化理论的假设,亦能用于研究草原文化。图腾文化体系的形成, 为最早的有序社会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8] 我们亦可借鉴法国人类学家奥格的分类模式,[19] 把图腾研究应用在两个轴——进化与文化形成一个轴,北方各个民族的起源以及草原文化的历史性形成;象征与功能形成另一个轴;共时性的两个特征——民族心理意义上的草原文化模式和文明形态意义上的文化模式形成一个轴;而作为一种文化理论研究模式的图腾制理论,要比传统人类学的四个具体关切点要多些。并且,图腾制在研究草原文化方面,尤其是在北方民族的起源上、共同特征上、宗教崇拜等方面,亦可借鉴宗教人类学的方法,尤其是现在的宗教人类学通过引入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理论”所进行的分类方法。[20] 一方面,从共时性角度来说,草原文化的定义就是以草原这样的区域性特征为区分标准的文化定义,一般文化理论模式的象征和功能方面的理论就能很好地应用在草原文化的研究领域,因此,国外对图腾制的象征和功能理论模式亦能够充分地被利用来分析草原文化与图腾制之间的关系;其次,草原文化就是要进一步把草原文化与长江、黄河文化分离出来,形成自己的特征,这个方面是一种文化比较研究,国外现有的文化比较研究理论模式,虽有很大的争论,但是个别的类型特征依然就能够应用于比较研究。另一方面,草原文化作为文化的一种,作为历时概念的草原文化就是要作为一种文化概念把其从非人的方面分离出来。对于文化起源方面的图腾制研究,现有的基于进化论模式和结构主义基础的图腾制理论以及折衷主义的功能主义的图腾理论亦各有其利弊。基于以上对文化研究、图腾研究理论类型争议和草原文化研究的特殊性,国外对文化人类学本身中的一些概念和方法以及宗教人类学中的概念亦有激烈的争论。[21] 而作为文化起源和特征表述的一个重要概念,图腾制正是可以从文化复杂系统标志的角度解释草原文化的起源,并通过文化起源的各个方面来系统化草原文化的特征,例如,草原文化的多民族起源,萨满教的图腾崇拜等等,从而形成一个具有突出特征的文化理论体系。
 
  就草原文化的起源来说,依据现有成果结论,作为与黄河、长江文明一起构成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的草原文化是依据地域起源概念而划分的文化类型,其必然是包含着生活在草原上的各个民族所共有的文化特征。历史上曾有数十个民族在中国古代北方草原地区生息繁衍。而国内现有的书籍和文章,主要是集中在北方各单一民族的神话、起源、图腾制等单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颇为丰富的成果。[22] 但近几年对草原文化方面的研究还未有一本系统地论述草原文化与图腾制之间关系的专著。随着草原文化研究的深入,希望能尽快看到以图腾制来研究草原文化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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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源: 内蒙古新闻网  编辑: 安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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