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当前的位置 :理论 > 草原文化研究 正文
略论草原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
内蒙古新闻网   09-11-10 16:58 打印本页】 【关闭
 
 

  把草原文化作为统一对象,从整体上进行综合研究,应当说还处在起步阶段。因此,草原文化研究所涉及的很多问题,还未得到学界较一致的认可,有的甚至还未引起注意。鉴于这种情况,本文试就草原文化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关于草原文化的地位与作用问题

  草原文化的定位,是草原文化研究必须予以回答的首要问题。因为,只有正确揭示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才能深刻认识和把握开展草原文化研究的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源之一。关于中华文化起源问题,学术界已有很长一段时间的研究,并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不断深化的过程。起初,学术界大多坚持“一元说”,即认为中华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然后渐次向四周、特别是向南北扩散的。这就是影响深远的黄河文化说。在这一学说看来,黄河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惟一源头,其他文化无非是黄河文化的延伸或支系。但随着研究的深入,特别是随着大量新的考古发现,人们逐步认识到黄河文化并不是中华文化的惟一源头,在广袤的中华大地,还有一些地方同黄河流域一样,也是古老中华文化的发祥地。由此,中华文化多元一体说开始兴起并逐步成为学界的重要共识。在这种多元一体说中,黄河文化、长江文化是最被看重的中华文化两大源头,而其他文化很难与这两大文化相提并论。换句话说,继黄河文化之后,长江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源头及地位开始得以确认。这就是目前中华文化起源问题研究领域的大致状况。而今,我们研究草原文化,要提出和确立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除我们已知的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之外,中华文化还有一个重要源头,即草原文化。事实上,丰富的考古资料和已有的研究正逐步表明,在草原文化发祥地的我国北方,不但分布有丰富的早期人类活动的印迹,如大窑文化、萨拉乌苏文化、扎赉诺尔文化等,而且拥有很多可以认证中华文明起源的文化遗存,如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等。这些文化遗存,以其丰富的内涵一再向人们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即中国北方草原是“中华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第一个敏锐捕捉到这一信息并作出系统解读的是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苏秉琦先生当时虽然没有使用草原文化这一概念,但他对西辽河流域文化的阐述,同我们今天所指的草原文化是完全一致的。苏秉琦先生指出,在史前时代,北方地区氏族社会的发展,在当时居于领先地位。距今8000年的赤峰兴隆洼文化,已到了由氏族向国家进化的转折点,其文明起步超过了一万年。在距今7000年的赵宝沟文化遗址,发现刻有猪龙、凤鸟和鹿的龙纹陶尊,说明社会分化已达到一定程度。而在中原地区所发现的这类最早的“艺术神器”,是距今6000年的河南濮阳西水坡的龙骨堆塑,要比前述文化约晚1000年。距今5000年的红山文化,则标志着这里已率先由氏族社会跨入古国阶段,以祭坛、女神庙、积石冢为标志,产生了我国最早的原始国家;约1000年后,在距今4000年前,我国中原、关中、山东、西南、江南等地区,也逐步相继进入古国时代,中华大地上出现了万国林立“满天星斗”式的局面。苏秉琦先生还不无感概地说:“中国同巴比伦、埃及和印度一样,是具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但是在辽西考古新发现之前,按照历史编年,中国实际上只有商周以后4000年文明史的考古证明……中华文明史比人家少了1000年”①。而“这一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②。在苏秉琦先生之后,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还相继确认,孕育“红山文化”的北方地区,还是中华“玉文化”、“龙文化”、“礼仪文化”的发祥地之一。通过兴隆洼遗址浮选,有人还提出,黍、粟的起源不在中原地区,而很可能在中国的北方,即现在的内蒙古地区③。
  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不仅表现在它是中华文化的主源之一,而且表现在它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说明。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讲,中华文化大致上是由三大地域文化组成的,即黄河流域文化、长江流域文化和草原地区文化。其中,草原文化区域分布之广,是其他两大区域文化不可比拟的。关于草原文化的区域分布问题,目前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界定。泛指的草原文化是世界范围内的概念,大致分布在北纬40º—50º的广大地区。而本文探讨的草原文化,是一种特指的草原文化,是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草原文化。这种特指的草原文化,主要分布在中国的北方地区,历史上包括整个蒙古高原。对这种草原文化的分布,也有几种说法。一种意见认为,草原文化主要分布在东起大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的整个蒙古高原地区;一种意见认为,从东北沿蒙古草原到西北的宁夏、甘肃北部、新疆以至藏北高原,即长城以北的广大区域,通称为北方草原地区④。还有以400毫米等降水线来划分的,认为该降水线以北的地区,即为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总之,从区域构成来看,草原文化分布的区域毫无疑问是中华文化分布最广的区域。从文化类型上讲,中华文化由三大类型文化组成,即北部的游牧文化,中部的农耕文化、南部的游耕文化;或者说,中部的粟作文化、南部的稻作文化。其中,北部的游牧文化独具特色,也是草原文化的主导文化。而中、南部的两大类型文化,说到底还是农耕文化。因此,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组成中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中华文化之中只有黄河文化、长江文化,或者只有农耕文化和游耕文化,而没有草原文化和游牧文化,那将是很不完整的,也不符合中华文化建构历史。
  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中华文化源远流长、长盛不衰,自建立编年史以来,其历史的延续就从未中断过,这在各文明古国中是绝无仅有的。造就这种独特而伟大的文化发展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多元一体的内在建构。因为,只有“多元”而没有“一体”,就会出现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状况,而只有“一体”而无“多元”,就会缺失生机与活力。辩证法则和历史逻辑就这样统一于中华文化生命机体之中,使之永葆青春和活力。而在这“多元一体”内在建构中,草原文化以游牧民族特有的豪迈刚健的气质和品格,不断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兴旺增添生机与活力,一次又一次地实现新的变革与发展。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一部中华文化发展史,差不多就是北方草原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交互作用、融会贯通、共同繁荣的历史。对此,草原文化研究学者乌恩曾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他直言不讳地指出:草原文化和黄河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主导了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进程。从秦朝统一到鸦片战争的2000余年间,中国古代历史的每一个重要发展时期,都伴随着草原民族的身影。草原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的割据王朝和统一王朝有20余个,统一时间累计逾1000余年⑤。北京大学教授田余庆先生也明确指出:“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不在南”。他还说,直到20世纪初年为止的中国皇朝历史上……重新统一的任务总是由北方当局完成⑥。在两位先生论断基础上,我还想补充说明的是,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真正结束王朝割据时代的是北方草原民族,即蒙古民族建立统一的元王朝之后,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大的王朝林立时代。这也是北方草原民族对中国多民族统一的历史进程作出的最杰出的贡献之一。
  草原文化的地位与作用问题,除上述各点之外,还体现在草原文化对现代文明的建构作用之中。一方面,它可以为现代文明提供重要的基础资源,奠定现代文明厚重的根基;另一方面,它可以为现代文明提供多彩多姿的民族形式,推动现代文明的多样化发展⑦。
  
  二、关于草原文化的内涵与特质问题
  
   草原文化的内涵和特质问题,是目前学界普遍关注和积极讨论的热门话题,也是在草原文化研究领域短期内很难形成共识的焦点。比如,有论者说草原文化是生命文化、生态文化,也有论者说草原文化是英雄文化、和谐文化等等;而对其特质的概括,更是多种多样,比如开放性、包容性、进取性、务实性、征服性、开拓性,等等。这种种不同的认识和提法,都有其各自的道理。因为对一复杂的事物,人们越是从不同视角去观察和认知,就越会得出不同的结论。问题是,草原文化作为统一的认知对象,即使是再复杂,即使是在不同方面表现出更多的不同性,也应当具有基本的、稳定的、同一的内在属性和特质,目前的研究任务,就是在分析归纳基础上,尽可能客观准确地揭示出这种内涵和特质来。
  
    我个人认为,草原文化的基本特质是否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崇尚自然。草原文化是以游牧生产方式为基础的文化形态,而游牧生产是最具生态特征的生产方式。以这种生产方式为生计的人们,不仅将人当作自然的一部分,而且将自然当作敬奉的对象,以一种敬畏和爱慕的心情崇尚自然,护卫自然。这一点同具有“天人合一”理念的中原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向注重和谐的中原文化,在其创立“天人合一”理念过程中,造就了中华民族“最完美的生态智慧”⑧。但由于中原文化是建立在农耕生产方式基础上的文化形态,因而在实践过程中很难将这种“生态智慧”完全付诸行动中去。这在其哲学思想上就有明显的反映。在早期的“天人合一”思想中,“天”也是被当作敬奉对象的,例如西周时期,天是有意志的人格神,是自然和社会的最高主宰,天人关系实际上就是神人关系;而在后期“天人合一”思想中,例如在首次提出“天人合一”命题的张载那里,“天”已成自然界的代称了,失去了被人们敬奉的意义。⑨而草原文化由于敬奉自然,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当作一种重要行为准则和价值尺度,一以贯之,使之能够在知、行统一上得到升化,成为草原民族最宝贵的文化结晶。这一点,在草原民族的哲学思想、宗教信仰、社会习俗、法律制度、少儿教育领域(儿歌中有大量保护生态的内容)中都有广泛的体现。例如,草原民族信奉的萨满教,就是以“万物有灵”崇尚自然为主要特征的自然宗教。在这种宗教看来,凡是天地间形成的自然物,哪怕是一草一木,都有神灵,或是神灵的化身,人们都应当顶礼膜拜。如果随意破坏,将是对神灵的不敬。如果揭去其神秘的面纱,在这种宗教思想体系中,蕴含着许多宝贵的生态伦理观和思想萌芽。而这种宗教生态观,实际上就是草原民族崇尚自然的文化传统在宗教领域中的反映;反过来,这种宗教生态观,也是催生草原生态文化不可或缺的因素。由此不难看出,报着敬畏的心情,崇尚自然,爱护自然,是草原生态文化区别于其他生态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其富有生命力的优势所在。当然,我们如此界定,不是说具有宗教色彩的自然观比唯物主义自然观更进步,而是说这种自然观在保护生态方面,客观上更有内在的“强制”优势。
  
    二是践行自由。向往自由,是人类的天性,也是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但对于许多民族来说,由于受社会物质条件的限制和社会政治制度的束缚,以及民族性格差异的影响,自由仅仅是人们向往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而已;而对于游牧民族来说,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为他们提供了相对宽阔的生活天地和自由环境,因而在民族性格和文化形成过程中,自由的因子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深深熔铸于其民族性格之中,体现在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对于他们来说,自由早已不再是纯粹的精神王国的至上原则,而是人们在现实的活生生的生活中践行的对象。人们经常会问,草原民族为什么会有那样一种豪放的性格和开放的文化心态?为什么会有那样一种坚韧的品格和勇敢的气质?其实,这同他们践行自由的原则是分不开的,是草原文化践行自由的特质在民族性格和心理素质上的反映。如果我们反过来试问,其内在联系或许更加明了,即:如果没有践行自由的传统,一个民族怎会有那种豪放的性格和开放的文化心态,或者那种坚韧的品格和勇敢的气质?由于草原民族把践行自由的原则融入其民族性格和气质之中,不但将其淋漓尽致地体现在自身的实际生活中,而且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它“移植”于飞禽走兽的生活中。例如,蒙哥于1251年的登基诏书中就这样说到:“要让有羽毛的或四条腿的,水里游的或草原上生活的各种禽兽……自由自在地飞翔或遨游。”⑩或许,蒙哥的话更多出于对草原上那些飞禽走兽的保护,但即使如此,我们也很难想象,如果蒙古民族没有践行自由的文化传统,处在中世纪早期的他,怎能在他登基的诏书中说出这样富有自由思想和生态理念的话;我们也很难想象,在中世纪早期,哪个国度或民族的君主会像蒙哥一样颁行这样的诏书。实际上,在草原民族那里,自由是那样自然而然的事情,是生活中的一部分,就像“食、色,性也”一样,不必理论,不必言说,完全熔铸于其民族性格之中。这是划草原文化同其他文化相比最富个性的地方之一。比如,在儒家文化中,自由之境主要同道德相联系而存在(“为人由已,而由人乎哉?”);在道家文化中,“逍遥”的自由之境,更趋向于审美需求。只有在草原文化中,自由才成为人们生活中天然组成部分和自然对象,进入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自在”之境。
   
  三是英雄崇拜。民族英雄是民族的脊梁。懂得崇尚英雄的民族,才是英雄的民族。崇敬英雄,倡导英雄精神,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传统和价值取向之一。这一点,在草原民族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在草原民族中,人们普遍崇尚英雄,奉行英雄精神,把效法英雄当作人生的最高价值追求。很多史籍描写草原民族“贵壮尚勇”、“重兵死、耻病终”,就是这种价值观的写照。正如郑玄所说的那样:“南方以舒缓为强,北方以刚猛为强。”⑾草原民族崇敬英雄的文化传统,体现在很多方面。例如,在蒙古民族中,人们至今喜欢用“英雄”(巴特尔)这一词汇命名自己。蒙古族还是拥有英雄史诗最多的民族之一,这些英雄史诗,如《江格尔》等通篇闪耀着英雄主义精神,崇尚英雄已成为蒙古族的传统。历史也一再证明,蒙古族是英雄辈出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一个一个鲜活的英雄人物从蒙古民族中走出,为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进步作出了自己卓越的贡献。因此不难看出,草原文化是孕育英雄的文化,也是象征英雄的文化。如果说,谈到黄河文化就使人想起中华民族的摇篮,想起黄河母亲河;那么谈到草原文化就使人想起英雄,想起英雄民族。从这个意义上说,草原文化就是英雄文化,英雄精神是草原文化最具意义的内在特质和象征。
  草原民族对英雄的崇拜,有多方面的内涵,如对“力”的崇拜,对“勇”的崇拜,对“王”的崇拜。一般来说,草原民族崇拜的英雄,都有“尚力”的一面,尤其那天生的神力以及由力衍化而来的各种本领;但仅有“尚力”的一面是不够的,还必须配之以勇,即那些被称为英雄的人,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即有本领又有勇气,勇于和善于同敌人、恶魔以及其他各种邪恶力量去战斗并获取最后的胜利。当然,在草原民族心目中,最大的“英雄”还是那些具有“王者”风范,为民族成就一番伟业的人物,像成吉思汗、耶律阿保机、冒顿等等。更为独特的是,草原民族不仅热爱自己的民族的英雄,而且对那些异民族甚至是敌对民族的真正可称为英雄的人物,也同样予尊崇,例如,“匈奴族对李广、李陵和苏武的尊敬”⑿等等。这说明,他们是真正懂得崇敬英雄,是用“心”崇敬英雄的。这种崇敬英雄的文化传统,像一只无形的手,为草原民族孕育出一代又一代伟大英雄人物,为草原民族锻造出不畏艰险、不畏强暴的伟大民族性格。
  
  三、关于草原文化构建问题
   
  草原文化学科建设问题,是刚刚被学界提及和注意的问题,学科建设的基础虽然日益增强,但其成熟尚须时日。因此,这里仅就草原文化建构问题提出三点探讨意见。
   
  1.草原文化是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统一。作为地域文化,草原文化是指形成在我国北方草原这一特定历史地理范围内的文化。从古至今,不同民族、不同时期所形成的文化虽然不尽相同,但都是以草原这一地理环境为共同的载体,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内在的联系与统一性,形成为统一的草原文化。这里,草原既是一个历史地理概念又是重要的文化地理概念,蕴涵着特有的普遍象征意义。作为民族文化,草原文化是生活在这一地区的部落联盟、民族族群共同创造的,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创造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形态,诸如匈奴文化形态、鲜卑文化形态、契丹文化形态等等,但由于这些民族相互间具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和族际承继关系,因而草原文化从本质讲是一脉相承的,是同质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和发展。按照北京大学罗新先生的话说,草原社会及其历史具有其固有的连续性和统一性,这种连续性和统一性表现在草原社会整合和一体化进程之中。“草原上每一个游牧政治体、每一民族迁徙浪潮、每一场部族冲突,都是这个一体化历史运动的部分。”⒀
   
   2.草原文化是游牧文化与多种文化的统一。草原文化是以草原自然生态为基础产生的,而在草原自然生态环境中,从古至今相继产生采集、狩猎、农耕、游牧、工业等多种文化形态。这些文化形态在不同历史时期从不同角度为草原文化注入新的文化元素和活力,使草原文化一开始就成为以多种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多种文化集合,即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及其他文化的统一。其中,建立在游牧生产方式上的游牧文化是草原文化的主导文化,是草原文化区别于其他区域文化的主要标志之一。
  3.草原文化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统一。传统与现代既有互相对立、相互排斥的一面,又有借鉴和承继的一面。传统不走向现代,不吸纳现代性就没有出路;现代性不借鉴、承继传统,就缺失历史和文化的根基。在现代性的冲击和挑战面前,任何有生命力的传统文化,都必须作出自己如何存在与发展的回答。草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中最具古老传统的地域文化之一,在吸纳现代文明因素,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为各个地域文化作出新的样式。我们已清楚地看到,在草原文化各个领域,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从物质文化形态到精神文化形态,从思维方式到认知体系,从生活习惯到制度规范,传统和现代的东西无不在碰撞、冲突、相互吸纳的过程中形成新的统一,使草原文化成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有机统一的整体。
  以上三点,我曾写文章专门论及。文章发表后,有人对游牧文化与多种文化相统一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游牧文化同农耕文化是相互对立、相互冲突的两种文化形态,怎么能够包容在草原文化之中呢?再者,把草原文化视作游牧文化与其他文化的统一,如何把握草原文化的特质?应当说,这两个问题提得很好,从逻辑和文化特质的角度讲,也有其道理。问题是,当我们从草原文化形成、发展的历史和现存状态看,这种看似矛盾的统一,恰恰是历史的真实状况。第一,从草原文化分布区域来看,历来是多种生产方式共生共存地区,其中在有些地区,例如红山文化分布区,农耕文化还早于游牧文化之前产生。第二,从草原文化的民族主体来看,他们虽然一向被认为是游牧民族,但大多都同时从事过农业生产,在有些民族中,农耕生产曾达到相当发达程度。第三,从草原文化发展现状来看,草原文化已经成为建立在多种生产方式基础上的文化形态,这也是当今地域文化所共有的特征。如果我们把草原文化简单地等同于游牧文明,既不符合草原文化的实际状况,也很难解释当今草原文化建设面临的实际问题。至于“相统一”的观点,可能忽略草原文化特质的忧虑,更大可不必。因为任何一种文化,不可能建立在纯粹的单一的生产方式之上,实际情况往往是,在其赖依建立的一种主导生产方式之外,还有其他生产方式作为补充。绝对的、纯粹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辩证法的。
  
  参考文献:
  [1]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第2版
  [2] 牛森主编《中国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一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
  [3] 董恒宇、马永真主编《论草原文化》(第一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
  [4] 刘钟龄、额尔敦布和主编《游牧文明与生态文明》,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
  [5]乌云巴图、葛根高娃著《蒙古族传统文化》,远方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6]张碧波、董国尧主编《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第2版
  [7]赵芳志主编《草原文化—游牧民族的广阔舞台》上海远东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8年12月第1版
  [8]葛根高娃、乌云巴图著《蒙古民族的生态文化》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
  [9]嘎尔迪著《蒙古文化专题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
  [10]霍尔查译《江格尔》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7月第1版
  [11]邵汉明主编《中国文化研究二十年》人民出版社20
稿源: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  编辑: 安华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