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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政策结构性调整的动因与方式
内蒙古新闻网   09-11-30 20:12 打印本页】 【关闭
 
 

  从国际环境和国内局势来看,当前我国仍有必要坚持刺激性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短期内退出扩张性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不是理想选择。坚持刺激性政策的基本取向与推进政策的结构调整相结合,是宏观经济政策“相机选择”原则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更有效地发挥政策长期效力的必然要求。

  2008年下半年以来,在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冲击深化的背景下,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等一揽子刺激政策。刺激性经济政策已经发挥了避免增速急剧下滑的作用,2008年第4季度到2009年第3季度,我国GDP增长率分别为6.8%、6.1%、7.9%和8.9%,我国经济已呈现出某种程度的“V”型反弹态势。当前国内外经济在呈现出回暖好转迹象的同时,也面临着复苏“绿芽”依然脆弱、不确定性依然突出的挑战,而刺激性政策的衍生后果也逐渐显性化。基于此,如何在政策的整体取向和结构调整之间做出最优组合,以促使我国经济实现真正复苏和持续发展,是亟须解答的重大实践问题。

   当前我国坚持经济政策的刺激性基本取向仍有必要

  经济政策通常是按照“对冲”原则进行选择的,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背景下,宏观经济政策应以刺激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基调。就此而言,从国际环境和国内局势来看,当前我国仍有必要坚持刺激性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短期内退出扩张性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不是理想选择。

  就国际环境而言,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形势会影响我国经济政策基调的确定。当前世界经济已表现出某些回暖好转的迹象,2009年第3季度,美日欧的增长率已分别升至3.5%、1.2%和0.4%。然而,由于主要经济体均采用大规模刺激计划来应对危机,而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尚处在调整状态,因此很难确认世界经济已真正走出了低谷,全球经济依然面临着“W”型增长的二次探底风险。国际环境在两个层面“锁定”了我国刺激性政策的基调:其一,全球性危机需要全球性应对,虽然各国在形成全球治理机制中存在分歧,但作为世界经济舞台的重要角色,中国已承诺采取务实合作和积极措施来实现国内经济较快增长。其二,主要经济体在增长率提高的同时,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失业率攀升和购买力下滑将导致我国出口增长受阻,短期内我国难以通过出口带动来促使经济快速增长。

  就国内局势而言,我国经济增长率已表现出逐季走高的态势,但要使“V”型反弹真正确立且不逆转为“W”型增长,政府依然需要通过刺激性政策来夯实增长基础。其一,我国GDP增长率逐季提高具有政府投资驱动的特征,由于企业投资尚未充分激发,增长动力主要源于政府投资和政策支持,刺激性政策急速退出可能会阻断经济复苏态势,并引致再次探底。其二,失业会导致经济危机向社会危机转化,由于企业发展受外需下降和成本上升的影响,当前我国的农民工和大学生失业情形依然严峻,政府有必要通过刺激性政策来推动经济增长,并通过就业引致效应来舒缓失业压力,提升居民消费,维护社会稳定。其三,刺激性政策的效力发挥往往存在时滞,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必须通过较长期的政策支持才能起到作用,延续刺激性政策基调才能避免投资“中途而废”以及导致“沉没成本”,才能延续政策对微观主体的“信号显示”和“信心提振”功能。

  刺激性经济政策应随着局势变化而进行结构调整

  我国仍需坚持刺激性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但这不意味着政策力度、节奏等始终不变,相反,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必须按照“相机选择”原则对政策的力度、节奏、着力点和组合方式进行结构调整。坚持刺激性政策的基本取向与推进政策的结构调整相结合,是宏观经济政策“相机选择”原则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更有效地发挥政策长期效力的必然要求。当前刺激性政策应进行结构调整,其动因是:

  第一,危机对我国的冲击方式已经发生了深刻转变

  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初始影响主要是外需增长萎缩,而当前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更趋复杂化:一方面,主要经济体在失业率增加、购买力下降的同时,又出现对华贸易保护趋升、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据此短期内我国出口增长颓势难以根本逆转,外需对我国经济的拖累效应仍会延续。另一方面,金融危机导致我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显性化,尤其是依靠外需来消化生产能力的链条被打断后,企业投资在整体上出现了回落,企业投资回落引致了就业岗位缩减和居民消费下降,这又导致经济增长对政府投资的依赖度攀高。解决需求问题必须从制约企业投资与居民消费的体制因素入手,而不能单靠大规模、高强度、更具总量意义的刺激性政策。

  第二,大规模刺激性经济政策已显露出其衍生后果

  扩张性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起到积极作用,但大规模、高强度的刺激性政策具有“双刃剑”效应,其在刺激增长的同时也会为长期发展造成隐患。就财政政策而言,政策出发点是通过政府投资来形成乘数效应,但由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较低,以致政府投资的乘数效应较小,地方政府在执行政策时采用了“运动”方式和“本位”立场,结果是政府投资可能会在某些行业加剧产能过剩,而国有企业“国进民退”又会催生挤出效应。

  第三,国际经济层面出现了某些值得警惕的局势转变

   国际经济正处在艰难复苏的挑战时刻,但相对于危机初期又出现了某些变数,这导致中国经济政策必须根据外部局势进行适应性调整。一方面,主要经济体(特别是美国)采用了货币多发、利率下调政策,投资者也倾向于通过资产组合调整来规避通货膨胀,其结果是近期石油、铁矿石和农产品的价格整体走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高使我国面临较大的外部输入型通胀压力。另一方面,其他经济体(特别是美日欧)从为最大化自身利益角度,倾向于通过贸易保护来缓解本国的就业问题,通过对人民币升值施压以平衡贸易逆差,这将使我国面临外贸环境恶化和国际热钱流入的挑战。

  我国经济政策的结构调整应着力化解结构性问题

  为了增强对金融危机冲击的回应能力,我国应在坚持刺激性经济政策取向的前提下,根据经济形势变动对经济政策进行结构调整,通过新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来实现经济持续发展。政策的结构调整必须回应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难题,在凸显政策效力的同时努力规避政策的负面后果,重点夯实经济持续发展的自生力量,为有效化解市场经济的供求失衡问题奠定基础,以形成国内居民消费主导和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在这个意义上以短期的增速平稳来换取持续的发展动力是理性的。为此应从以下方面入手:

  其一,就实施力度而言,应将大规模、高强度的刺激性政策转为小规模、持续性的刺激性政策

   大规模、高强度的刺激性政策在经济急速下降时很有必要,但在经济艰难好转并走出低谷的背景下,更应强调刺激性政策的连续性而不是高强度。事实上,大规模、高强度的刺激性政策既面临着难以持续的挑战,也面临负面后果悄然而至的弊端。由此,我国政府不可能、也无必要延续此前的大规模政府投资和信贷扩张,而更应关注后续政策实施的连续性和稳健型。

  其二,就实施目标而言,应将政府直接策动的刺激性政策转为政府间接引导的刺激性政策

  企业和居民是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经济增长最终取决于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的良性互动。此前我国政策的实施目标主要是政府通过直接干预来防止增速急剧下跌,但未来必须通过政策调整来有效启动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刺激性政策越来越需发挥“催化剂”和“加速器”功能。必须通过体制创新来解除企业发展和居民消费的约束,以恢复企业和居民这两者的增长动力角色,并促使政府逐渐淡出增长主要驱动者的位置。

  其三,就实施重点而言,应将关注企业投资的刺激性政策转为更加关注居民消费的刺激性政策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存在着投资-出口主导、消费需求滞后的结构性问题,当前我国仍倾向通过投资、尤其是国有企业投资来带动增长,然而投资只有最终转化为消费才有意义。由此,应以增强居民消费意愿、提升居民消费能力为基点来实施刺激性政策,必须通过产业壁垒降低、融资成本下降、税负负担减轻等改善民营企业的营商环境,以增强就业创造能力和居民增收能力;必须通过税收体制完善来改进收入分配格局、通过社会保障体系完善来稳定居民消费预期,持续加大对民生项目和福利事业的投资力度,以此形成建基于内需扩展和居民福祉增加的持续增长机制。

  其四,就政策组合而言,应将扩张性财政政策-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转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稳健性货币政策

  我国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行性,从完成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增加对民生项目投资的角度看,我国仍需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且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也为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提供了保障。但2008年末迄今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由于货币超常规增发已催生了资产价格走高和通胀预期明显,资产价格走高和汇率升值压力又为热钱流入提供了适宜土壤,为此必须使货币政策真正回归到适度宽松或稳健的本来状态,应以稳健的、与经济增速相契合的速度增发货币,以避免国内出现从通货紧缩向通货膨胀的急速切换,而将经济持续较快增长、推进结构转化、管理通胀预期统筹考虑才能真正落实。(高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副主任)

稿源: 新华网理论频道  编辑: 安华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