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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社会没什么大不了
内蒙古新闻网   09-12-08 11:35 打印本页】 【关闭
 
 

  世界正在由人口年轻化转向老龄化,从对这种转变所作的一些分析、预测和描述中,人们看到的似乎有些暗淡,然而,历史将展现的则可能是另一种前景。

  一、世界人口老龄化及其原因

  世界正在进入人口老龄化时期,据最近联合国每两年进行一次的人口预测,全球人口的中位数年龄将从现在的29岁上升到2050年的38岁。目前世界人口68亿,60岁以上的已接近11%;2050年世界人口超出90亿,60岁以上的将占22%,发达国家60岁以上的将占到33%,80岁以上的也将占到10%。各国老龄化的速度不一,日本已老龄化,65岁以上的人口已占21.5%,到2050年将升至39%,到2055年,日本现有的1.27亿人将降至8900万。韩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老龄化较快;俄罗斯、东欧出生率低且预期寿命短,人口在下降;美国、英国、法国相对年轻些;中国正在进入老龄化时期,其他发展中国在几十年后也将开始老化。

  人口老龄化的原因,一是由于出生率大幅降低。上个世纪70年代早期,世界女性人均生4.3个孩子,现在己降至2.6个(发达国家仅1.6个),联合国预测2050年将降至2个,世界人口将开始稳定(如果多于2个或少于2个,世界人口将继续增长或转向下降)。出生率升降的原因非常复杂,发达国家由于孩子的培养成本高,妇女受教育程度高、就业率高和社会地位提高,人们更看重提升自身的生活质量,因而倾向于减少生育;一些发展中国家实行计划生育、鼓励减少生育或自行选择减少生育等,已使当前世界人口增速趋缓。二是人均寿命大幅延长。1900年,世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仅约30岁,富裕国家也不到50岁,现在前者是67岁,后者达78岁,而且还会上升。有迹象表明,人们的生育观念和行为正在发生全球性的变化,全球人口增长减速比几年前预测的来得快,因而全球人口老龄化也比原预想的来得快,几十年后人口零增长甚至负增长所带来的老龄化将更为显著。

  二、对老龄化的担忧及老龄标准的相对性

  对正在来临的人口老龄化,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表示了多种担忧。

  一是对国家、民族和政治利益的担忧。有些政治家、学者看到本国、本民族、发达国家人口出现负增长,或增速低于其他国家、民族,于是认为本国、本民族、发达国家在几十年后将处于弱势,这将对未来的国家安全、民族生存和西方民主构成威胁。

  二是对经济增长的担扰。有些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会导致青壮劳动力缺乏和社会活力、创新动力不足,还会带来需求、税源不足,从而将导致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

  三是对社会负担加重的担忧。很多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带来工作人口与退休人口的比率大幅降低,同时,人老病多,退休金和医疗费支出也大幅上升,社会负担将加重。

  四是对基因损失的担忧。有些学者认为,人口越多,人种基因越丰富,这对人类适应性进化是有利的,人口增速大幅下降甚至负增长,会带来基因的损失。

  五是对生老病死、天灾人祸保障的担忧。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国家,社会保障乏力,家庭保障仍是生老病死和发生天灾人祸时的重要依靠,但这些国家提前进入老龄化,传统的大家庭又已解体,家庭保障功能被削弱,大量的纯老人家庭将面临保障缺失的困难。

  正是出于上述种种担忧,有些人主张放松人口增长控制,有些国家采取宏观激励政策鼓励增加生育。如何看待上述各种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担扰和行为?站在现在还是一个年轻化的社会结构中去看一个正在来临的老龄化社会,无疑会看到许多现在认为是问题的“问题”,但站在历史的角度看则是另一回事,老龄化是相对的。

  人口老龄化可能是二战以后出生的人正在面临的新现象,但这决不等于说已往历史时期的人口结构都属年轻化,二战后的高生育率和高成活率带来一段时期的人口年轻化未必是历史的常态。在古代社会,高出生率和低成活率使人口保持着大体平衡、缓慢增长,有证据表明,许多依赖于本地资源生存的民族、部落会谨慎地处理好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平衡,他们会利用各种方式如哺乳期禁忌性生活、民间医药避孕、人工流产、杀婴等来减少生育。当人口增长到超出本地资源环境的承载力或遭遇严重自然灾害时,出路只能是人口转移,当人口转移受阻,饥荒、战争、瘟疫就会成为人口大量耗减的杀手,人口大量耗减后可能会出现一个人口年轻化的暂时现象。古代人口的中位数年龄远比现在低,但古代人均预期寿命也远比现在低,繁重的体力劳动、营养不良和医疗保健缺乏,使得古代人各个时期的人均预期寿命不超过40岁,长寿者到了五六十岁后体力劳动能力也多急剧衰退,与之相比,当代人工作能力衰退年龄则推后了很多,到2100年时,中位数年龄可能超过60岁,而未来的基因、纳米技术将使人的寿命大大延长,今天标准的高龄在那时只能算是低龄。因而,无论是从人均预期寿命还是从劳动、工作能力的意义上说,老龄具有相对性。

  三、“老龄化”社会的新明媚

  与人口过度膨胀超出环境可持续承载力所带来的失控性的灾难性后果相比,人口总量不超出环境可持续承载力时,老龄化的社会问题不仅是可控的,而且与现在的高竞争性、高失业率、高犯罪率、高比率贫困人口、高比率生理和心理疾病患者和资源短缺、环境污染、气候恶化、生态失衡、物种大灭绝、高频率自然灾害、高毁灭性战争风险的人类和自然状况相比,将会呈现新的明媚。

   一是社会将实现充分就业。不仅青壮年人口能实现充分就业,而且现在的退休年龄以上的人口也将能根据社会需求和自己的健康状况及意愿来决定离开工作的时间。社会将不再存在一个庞大的失业、退休人口,就业竞争的压力将不再是失业,不再是有否自食其力的机会,而只是社会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机制调节中的工作变动,是双向选择中的合理流动,今天的失业、退休概念含义从此消失。

   二是更有利于提高社会生产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取决于科技进步,科技进步并不是简单地取决于社会青壮人口的比重,而是取决于社会科技文化教育的发展水平和社会对科技生产力提高的需求。一个社会如果人口过多,存在着大量的失业人口,就既会严重制约社会教育水平的提高,又会形成劳动力替代科技生产力以增加就业的巨大压力,存在着既要不断提高生产力以适应市场竞争的需求,又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增加就业的需求的尖锐矛盾,这种矛盾抑制了生产力的应有提高,老龄社会消除了这种矛盾和老龄人的知识优势及对智能化服务的需求,则只会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

  三是将为社会创新提供新的动力。社会创新力并不与人口多少正相关,全球人口在古希腊和中国诸子百家时代不过1亿多,在文艺复兴时期不超过5亿,在牛顿时代不超过10亿,在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时不超过20亿,现在近70亿人口,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老子、孔子、孙子、释迦牟尼、达·芬奇、哥白尼、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式的创新人才就成正比例地增长了吗?人类社会创新力取决于一流人才、社会需求、文化环境、知识积累等多因素的相互激荡。假说世界人口经过一段时期的负增长最终稳定在40亿,60岁以上的人口达40%,其他年龄人口也高达26亿,超过全球1950年代时全球25亿的总人口,更远远超过历史上人类引以为豪的任何大创新时期的世界总人口。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知识积累的推进,全球协作的加强,老龄社会对健康、文化产品和智能化服务等多样化新需求的出现,将有力地推动着社会的创新和全社会健康、文化素质的提高。

  四是社会负担将大大减轻。在一个社会中,能够自食其力的人越多、时间越长,社会负担就越轻,反之就越重。一个年龄结构虽偏高,但社会生产力水平高并能实现充分就业的社会,不仅其社会失业保障负担将不复存在,而且社会成员因年迈而不能再工作的时间也大大缩短,因个人终生工作时间长、收入高、储蓄多,社会的养老负担也将大大减轻;社会化和自动化服务系统的普及,也将大大减轻生老病死对家庭、后代的负担。反之,一个年龄结构虽偏低,但社会成员科技文化素质低,就业收入低,存在一个庞大的失业、退休队伍,社会的贫困、失业、医疗、养老保障负担才不堪重负;这样的社会虽然普遍把退休和退休年龄的移动来作为减少失业的调节手段,但一头减少了失业人口,另一头就得增加退休人口,减少失业人口受到增加退休人口所要付出的人力资本损失和退休负担增加的限制,加上社会随着自动化水平的提高对劳动的需求趋减和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庞大的失业、退休人口也就有增无减。

  五是社会成员身心将更加健康。在人类历史上,也不乏有人口过度增长,资源竞争加剧,环境崩溃,饥荒、瘟疫、战争等对人口无情耗减,文明覆灭的先例。反之,一个人口适度、充分就业、没有各种过度竞争残酷压力的社会,生育率虽然较低,但身心健康者的后代远比身心交瘁者的后代更健康,更有利于人类和文明的延续。

   六是社会将更加和平。由于社会成员普通受到良好的教育,都能充分就业,社会犯罪率将大大减少;又由于年长者心境更加平和宽容,处事更加理性明智,在处理国内外事务及矛盾时,更倾向于运用智慧、中庸、和平的手段,而他们又占社会人口的很大比重,在社会民主抉择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同时,人口的减少将缓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从而缓解由此而引起的国家间的紧张关系。所有这一切,都将使得社会很难有理由要把青壮年这一老龄社会的最宝贵资源送到战场上去牺牲,因而战争风险也将大大降低。

  七是人与自然将更加和谐。在老龄社会,劳动将成为身心健康的第一需要,在他们通过户内外劳动来增进身心健康的过程中,还会创造价值,它虽然并不经过市场交换而计入GDP,但却直接增加了个人、家庭、社会的享用和对自然的服务,减少了对自然消耗,因为非交换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实现相比,它减少了从生产到消费的长长链接过程中的所有环节,而所有这些环节都是要消耗物能和排放污物的。以最小的物能消耗和排放获得所需的享用,走的正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必由之路。

  四、需要一场全球性的社会变革

  我们无需去刻意美化老龄化社会,但作为人口过度增长的不可避免的平衡回归,作为对可持续发展的理性选择,我们应历史地、辩证地去看待它,化看似消极的因素为积极因素,满怀信心地把它建设好。建设好这样的社会,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国情和方法,但都需要一场全球性的社会变革。

  人们对老龄化的各种担忧和一些鼓励多生育的行为表明,人口增长的各种非整体利益驱动力依然强劲,依赖于经济指数增长而不是质量提高和服务最大化的体制惯性依然强劲,社会发展方式要从不可持续转向可持续,就不能没有人类社会整体利益协同机制的适应性进化。人类必须携起手来,建立全球平等的国家安全、公平的资源分配机制和公正的环境责任机制,加快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加快经济从以高消耗、高排放为代价的指数增长向以消耗、排放可持续承载为基础的资源生产力、服务共享率不断提高的模式转换,加快所有国家个人保障体系的建设,消除人口多寡与国家、民族、家族、个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利益的强相关性,从而消除人口增长的非人类整体利益驱动,使所有的人都能各尽所能,各得其所,都能不依赖于子女而体面和有尊严地生活。这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在本世纪要努力完成的文化适应性进化的一个历史任务,虽然世界的现状与此还相距甚远,但人类文明加速发展的事实,使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人类文化的适应性进化能力。(孙家驹原题:老龄化社会未必暗淡)

稿源: 新华网理论频道  编辑: 安华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