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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老年社会保障与孝文化
内蒙古新闻网   09-12-18 17:25 打印本页】 【关闭
 
 

  1991年笔者发表了学术论文《中国老年保障与孝文化》,10多年过去了,笔者仍然认为,只有要把老年社会保障与孝文化结合,才能更好地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

   一、老年社会保障制度与孝文化相结合

  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发展要同我国现代化的进程大体相适应。2020至2030年我国将进入人口老龄化高峰,当前,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有了新的要求。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要求我们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要求我们加快建立和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人民基本生活。随着人口老龄化不断加速,加快建设健全的、适合我国国情且不是降低水准的老年社会保障制度,显得十分重要和紧迫。

  老年社会保障制度的评价指标是什么?笔者认为首先应表现在人均社会保障收入水平上。制度项目设计很完善,但人均社会保障收入水平太低,就不能算作是全面小康社会的社会保障。国外学者的观点认为,人均社会保障收入应只是略低于人均国民收入。2020年我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均国民收入有较大提高,到时人均社会保障收入就不能太低。否则,社会保障体系再全面,都不能说达到了目标。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届时人均社会保障收入也应达到中等发达水平。

  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一些人总是将城乡二元分割体制视为一种固定化的模式,总是沿袭城乡分割的思路,把发展覆盖城乡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视为负担。再就是投入不足,财政投入明显偏少。近年来,虽然用于社会保障的直接支出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偏低。对社会资源的动员又明显不够,企事业单位承担社会保障尤其是养老保障的积极性不高。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尚未实现全国统一,形成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构建。养老金的增长没有制度化。

  二、老年社会保障制度的经济学分析与对策

  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老年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关键在决策,问题在经济方面。其中有几个经济问题需要突破。

  (一)筹资约束理论与建立“社会保障基金”、“老年保障基金”

  创造可靠的、稳定的资金筹措机制,是建立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问题。社会保障资金说到底是一个货币问题。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时代的失业及社会保障需求问题,引致凯恩斯理论的出现。

  社会保障制度为了克服筹资约束,应当设立高层次的“社会保障基金”,使社会保障资金在全国和省级的货币总需求和货币总供给中占有稳定的位置。社会保障基金同积累制、部分积累制相比,形式上有相同之处,但却有根本的不同。它是更高层级、更稳定、专款专用的准备性货币,并可成为国家或省级地方货币体系的一部分,在国家或省级地方的货币总账簿中有稳定的栏目,可以在货币总流动中作有名目、有规律的运动。建立大规模的社会保障基金,可以克服社会保障的筹资约束,用来结算和平衡全国或省级地方社会保障的收支,支持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发展,防范社会保障资金的支付危机。现在看来,还要细化,要建立“老年社会保障基金”,一来它是社会保障基金的大头,二来它将迎来巨大的支付高潮,必需尽早建立和应对。基金的运行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二)社会保障资金的预算约束和分配制度改革

  财政部门的社会保障预算支出项目包括有:①公费医疗支出即基本医疗保险支出;②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③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经费(包括已归口管理和未归口管理的);④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含拨付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支出等预算科目)。从科目设置来看,不能适应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发展,比如“失业保险支出”要不要单列出来?“社会保障补助支出”要不要改为“社会保障经常支出”科目?

  社会保障制度属于分配方面的制度。一般是把社会保障支出归入国民收入再分配里面。从政府方面就是财政收入的分配。而财政收入的预算支出要受到预算约束。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预算约束是软性的。当经济增长缓慢,收入不多,对社会保障支出的软预算约束并不能改善社会保障。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中预算约束是硬的。因为竟相追求最大利润,竞争十分激烈,社会保障支出的索取权遇到最强硬的阻挡。怎样建立制度化的社会保障基金?这就是要改革分配制度。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后期代表人物路易·勃朗曾经提出一种分配制度。他说:“每年都要结算纯利润,把它分为三份:第一份按照社团成员的人数平均分配;第二份用于:1)老、病、残废者的扶养;2)减轻其他工业所遭受的危机,因为所有工业都应互相帮助,互相支援;最后,第三份则用来为志愿参加社团的人购置劳动工具,这样,社团就可以无限地扩展。”(《劳动组织》第80页)这里的“社团”即“社会工场”;工业的“危机”即破产与失业;社团“无限地扩展”即扩大再生产。可见,他设想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时就应同时分为三大块:劳动者的收入,社会保障费用,还有扩大再生产的投入。

  本人得到启发并认为,在国民收入分配制度中,社会保障资金不应当是次要的,应在整个分配制度和分配环节中认真安排。可在社会总产品分配中:总产品预先扣除——初次分配中新设项目——再次分配时加以调节。在各个分配环节都有社会保障的项目。这样,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老龄化的需要。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这些方面提出了一些思路,如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要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这会促进分配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三)老年社会保障的产业制度创新

  社会保障与就业的关系密切,就业需要产业作基础,社会保障也要有产业作支持。没有产业的扩大与创新,没有国民收入的增长,单纯的货币金融和财政预算的调节和膨胀,就可能产生支付赤字或生成泡沫经济。最后不但形成社会保障资金支付危机,还会促成整个经济或金融危机的到来。西方国家的迅速发展,主要得益于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产业革命需要有科技革命,科技革命推动产业革命。从农业发展到工业,从传统工业发展到现代工业,再发展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再到信息产业,再到高新技术产业。有了这些发展,才好解决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

  直接看,这要发展与社会保障有关的许多产业或行业,包括养老、医疗、康复、生育、保险以及服务业等产业项目。同时,要加强调查研究,制订优惠政策,筹集一定资金先投资急需的和有把握的相关产业,使社会保障从单纯支出到有支有收,再到收大于支。发展社会保障相关产业,还可以开发和利用人力资源特别是老年人力资源,特别是刚刚退休不久的健康老年人,有专业、有技术、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应当看作是优质人力资源。联合国提倡“积极的老龄化”,鼓励老年人参加一些社会工作和生产劳动。我们可以建立一些亚劳动组织,采取弹性工作方式,发挥老年劳动者和人才的“余热”,增加社会财富和个人收入,减轻社会保障负担,促进社会发展。

  三、孝文化的伦理学分析与对策

  金钱物质是必要的,但又不能忽视精神文化。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很重视先进文化的作用。中华传统文化中许多优秀的东西,提倡关心他人,尊老爱幼,扶助弱小。社会保障需要精神文化作支持,大力发展先进的社会保障文化。社会保障文化可以包括许多方面,如养老文化、生育文化、医德、失业心理健康、人道主义爱心等等。笔者认为,中国的养老保障一定要与孝文化相结合,城市需要农村更需要。国学大师钱穆和梁漱溟说过,中国文化是“孝的文化”。

  孝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西方的思想家们也大力提倡。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这是他的道德哲学讲座的第四部分即政治学,讲政治及制度与商业、财政、金融等的关系,而讲座的第二部分伦理学,1759年就以《道德情操论》出版。亚当·斯密一面讲自由竞争,一面讲道德情操,在他的道德情操理论中,就从伦理学上论述了“孝”的美德。

  斯密开宗明义就说:“无论人如何被视为自私自利,但是,在其本性中显然还存有某些自然的倾向,使他能去关心别人的命运,并以他人之幸福为自己生活所必需,虽然除了看到他人的幸福时所感到的快乐外,他别的一无所获。”(《道德情操论》第3页)他指的就是同情,由同情发展成为“超凡脱俗”的美德。斯密说:“道德家们很少教导我们如何去纵情于对孩子的溺爱、宠爱以及容易在自己孩子和别人孩子之间产生的偏爱而往往是努力教导我们如何去对它们加以克制。相反,在对父母方面,他们却告诫我们要充满深情地给父母以关照,父母年老时要对他们的养育之恩给以应有的报答。在‘十诫’中,我们被告诫应当孝敬父母,但只字未提对孩子的爱。自然已经使我们对履行这后一项义务有充分的准备。”“父亲对孩子的慈爱易显不足,孩子对父亲的孝心亦难深厚。”“老人的体弱多病,只是对于那些有德性或仁慈的人,才不会成为轻蔑的对象。”

  亚当·斯密对孝道的论述是很丰富的。在资本主义商业化社会里,斯密认为包括孝道在内的许多美德,往往会“忘得一干二净”。但只要加强道德教育,还是可以发扬光大的。1904至1905年,马克斯·韦伯分次发表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开辟了多条线研究社会问题的研究方法,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应用伦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他认为,有无数的问题和关系“不能化简为经济规律,也不能做出任何经济解释的历史状况”。他很同意亚当·斯密的观点,提倡“多善”的美德。

  我们要弘扬孝文化、孝道德等美德,同时加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以德治国,以孝德、孝文化治理代际关系,如此才能更好地解决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让老年人能够安享晚年。(胡伟略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稿源: 新华网  编辑: 安华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