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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文化的历史集成
内蒙古新闻网   10-03-26 22:20 打印本页】 【关闭
 
 

草原文化的历史集成   

——一论蒙古族文化在草原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内蒙社会科学院草原文化研究课题组

  蒙古民族是一个创造中国历史、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伟大民族。13世纪初,当一个新诞生的民族为世人所结识时,鞑靼—蒙古—成吉思汗的名字犹如强劲的飓风,迅速席卷了整个欧亚大陆,给世界历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痕,所以有人将13世纪的世界历史称作“蒙古世纪”。是什么力量促使一个高原游牧民族创造了如此举世震惊的历史?这已经成为始终困扰人们的历史之谜。回眸历史,我们认为是草原文化长期发展的积淀,为蒙古族13世纪的崛起提供了动力;蒙古族自身的创造力又为其发展奠定了基础。历史的发展,已不可转移的力量把蒙古族推到草原文化的集大成者的历史地位。

     本文拟以13世纪蒙古民族形成初期为下限,主要从民族融合、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角度三个方面,选择典型事例进行阐述。由于在物质文化方面草原各游牧民族之间差异性极小,难以辨别相互间的传承关系,所以对此问题暂且不论。

  一、13世纪的蒙古族是多民族融合的文化共同体

  蒙古高原及其周边地域,自古以来就是阿尔泰各民族生息繁衍的空间,历史上曾经涌现出大大小小数十个民族。共同或相近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之间有着相同或相近的文化基因,从而使他们创造了以相同或相近的价值取向、审美尺度为基础的文化类型——以游牧为典型特征的草原文化。并成为他们相互认同和交流的天然纽带,为他们奠定了相互之间文化交融和继承的基础。

  从草原区域的历史发展进程看,草原文化的传承,在蒙古高原各民族间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完成的:一是相互间的文化传播。一些曾经占统治地位的民族文化往往成为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化,对于弱小、落后民族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匈奴人的制度文化在草原上延续数千年,柔然人发明的可汗称号,成为此后所有草原政权最高首脑的称谓,而突厥人的基督教信仰、回鹘人的摩尼教信仰在蒙古族文化中得到积淀,回鹘文字母成为蒙古文字模版……。

  另一种传承方式则是民族融合。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是文化共同体,而非单一的血缘统一体。在历史上,蒙古高原各民族间融合的现象十分频繁。对此我们虽然可以在史料中看到一些记载,但恐怕难以体现全部,其强度可能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每一个草原王朝的建立,都标志着一次新的民族融合的开始。新民族的崛起,并不代表过去民族从肉体上的消失。任何一个草原王朝都是多民族共同体。以公元402年创建的柔然汗国为例,它的民族构成就十分复杂。据一位学者考证:柔然汗国内部“属东胡鲜卑的有十四部(氏)十六姓,属敕勒的有九部(氏)十姓,属匈奴余部的有三部(氏)二姓,属突厥部的有一部(氏)一姓,属西域(算作一部)五姓,属汉族(算作一部)有三姓”。还有大量部(氏)姓尚待识别。他们都是该政权剥削、役使的对象,属于非主体部分,第三系列。广义而言,柔然本族仅“七部(氏)十三姓”,为政权第二系列,主体部分。惟有郁久间氏才是最显贵的氏族,政权核心部分,第一系列,掌握汗国最高层的权力[①]。在这样的体制下,失败的、弱小的民族往往成为强大民族鱼肉的对象,为了生存,他们必然要依附后者,甚至改变自己的族称。按照史书的记载,我们知道匈奴帝国解体后,有十万落、五十余万匈奴人融入鲜卑,这部分人成为后来宇文、铁弗鲜卑;柔然汗国灭亡后,虽然有部分人西迁,但他们的大部分人必然融合于突厥人当中;契丹人当中有回鹘人的成分,库莫奚等一些较小的民族也最终被其同化。每一民族或部族都有自己的特色文化,他们都是特定文化的载体,血缘意义上的民族的融合,必然将体现为民族文化的大融合。与正常的文化交流所不同,虽然这一过程或许伴随着血与泪,但在客观上为进步文化的传播以及草原文化的整体同步发展创造了条件。也正是通过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草原文化的共性才得以形成并完善。

  如果说13世纪之前草原民族的融合是区域性的,那么,1206年大蒙古国的建立,则预示着草原社会民族格局在新的起点上再次大规模整合的开始。拉施特在《史集》一书中全面而系统地描述了这一时期草原民族融合以及蒙古民族的形成过程:“由于成吉思汗及其宗族的兴隆,由于他们是蒙古人,于是各有某种名字和专称的[各种]突厥(拉施特所使用的“突厥”概念,泛指游牧民族,并非种族或民族概念—引者注)部落,如札剌亦儿、塔塔儿、斡亦剌惕、汪古惕、克列亦惕、乃蛮、唐兀惕等,为了自我吹嘘起见,都自称为蒙古人,尽管在古代他们并不承认这个名字。这样一来,他们现今的后裔认为,他们自古以来就同蒙古的名字有联系并被称为[蒙古],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在古代,蒙古人[不过是]全体突厥草原部落中的一个部落。由于神恩[降临]到他们方面,也就是说,从蒙古部落中肇兴了成吉思汗和他的氏族,并且从他们产生出许多支系,特别是约在三百年前从阿阑—豁阿之世以来,产生出了人数众多的一个分支,其诸部称为尼伦并受到尊崇,[这样,]一切部落才全都以蒙古部落著称,尽管当时,其他部落并不被称为蒙古人。因为他们的外貌、形状、称号、语言、风俗习惯和举止彼此相近(尽管在古代,他们的语言和风俗习惯略有差别),现在,甚至连乞台、女真、南加思、畏兀儿、钦察、突厥蛮、哈剌鲁、哈剌赤等民族,一切被俘的民族,以及在蒙古人中间长大的大食族,都被称为蒙古人。所以这些民族,都认为自称蒙古人,对于自己的伟大和体面是有利的。在此之前,由于塔塔儿人的强盛,也有过同样的情况,并且由于这个缘故,[至今]在乞台、印度、至那和摩至那,乞儿吉斯人、客剌儿人和巴失乞儿惕人之国,在钦察草原,在[其]北方的各地区,在阿拉伯诸部落中,在叙利亚、埃及和摩洛哥,一切突厥部落还被称为塔塔儿[鞑靼] ”[②]。

  拉施特用丰富的史料向人们描述了当时蒙古民族的形成过程及其构成,并以塔塔儿部族为例,对草原民族的融合方式从规律性的高度做了总结。由此我们得知有大量突厥语族、契丹人、党项人以及中亚西亚人融入了蒙古族群当中。

  13世纪蒙古高原的统一,彻底打破了蒙古高原区域之间的封闭,打破了原有的民族、部族格局,结束了蒙古高原数千年民族、部族纷争的历史,同时也促进了草原文化的大融合,使整个草原文化的发展成为一个整体,使之发展趋于平衡。这种融合虽然伴随着战争和民族压迫,但在客观上代表了一种历史发展的趋势。在统一和睦的环境中生产生活是社会发展的要求,也代表了广大民众的愿望。

  蒙古族由最初的一个弱小部族,就像滚雪球一样,将大量不同氏族、部族和民族包容到共同体之中(在拉施特的例表中,13世纪初构成和融入蒙古族的民族、部族共有47个,其中,被称为“尼伦蒙古”—元初意义上的蒙古部落只有16个,过去“被称为蒙古的”的部落8个,其余23个部落均为其他民族成员)[③],与此同时,也将草原各民族的文化融合为一体,吸收、消化了以往草原民族文化的全部精华,浓缩了草原文化的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既具有民族特色、又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化形态。自蒙元王朝之后,蒙古高原在其后的封建时期内,没有再次出现完全的分裂,民族成份没有发生新的变化。这一历史现象的出现,原因是十分复杂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13世纪所形成蒙古族文化吸纳整合了以往草原文化的全部历史积淀和精华并给草原文化未来的发展以明确的昭示,形成了较强的凝聚力。正是因为蒙古族在草原历史文化中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地位,13世纪之后的“蒙古”一词,已经成为国际上表述草原人及其生活方式、地理空间、动植物种属和草原文化的基本概念,蒙古马、蒙古包、蒙古高原、蒙古草原、蒙古人种以及数百种“用蒙古文拉丁化命名的”植物名称[④]等等,表明蒙古族在世人的观念中已成为草原和草原文化的代名词。

  二、蒙古民族是草原制度文化的集萃者

  制度文化是检验一个地区或民族文明化程度的最重要尺度之一,草原民族在悠久的历史岁月里,根据自身生产生活方式、民族结构的情况,创建了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体制,形成了极具特色且完整的制度文化。由于制度文化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庞杂,本文只能择其要而言之。

众所周知,具有游牧特色的草原社会制度的基本形态是由匈奴民族奠定的。司马迁在《史记》是这样描述匈奴帝国国家体制的:单于为最高统治者,其下“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匈奴谓贤曰屠耆,故常以太子为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兰氏,其後有须卜氏,此三姓其贵种也。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而单于之庭直代、云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最为大,左右骨都侯辅政。诸二十四长亦各自置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之属” [⑤]。正如学界所总结的那样,匈奴帝国的社会组织结构呈现出以下特征点:1.以最高统治者为中心的左右翼制;2.以十进位制为基础的万户制度,十户为最基层的社会组织;3.军政一体,各级官员统领军政事宜,民众平时生产,战时从军。这种社会组织形式显然与游牧生产生活是相适应的,因此成为此后大多数草原王朝所承袭的基本制度,如东汉时期的“……乌丸辽西率众王蹋顿、右北平率众王污卢维,乃相慕以迁善,款塞内附。……始有千夫长、百夫长以相统领”;[⑥]柔然“社仑远遁漠北,侵高车,深入其地,遂并诸部,凶势益振。北徙弱洛水,始立军法:千人为军,军置将一人,百人为幢,幢置帅一人”[⑦],等等,有的学者将其概括为“行国体制”[⑧]。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后,也沿袭了该制度,分封了95个千户,4个万户,也以十户作为最小的军事单位。《元史》记录了元朝蒙古军队的组建形式,“考之国初,典兵之官,视兵数多寡,为爵秩崇卑,长万夫者为万户,千夫者为千户,百夫者为百户。……其法,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无众寡尽签为兵。十人为一牌,设牌头”[⑨];北元达延汗分封六万户,万户之下设鄂托克,最基层的军事组织依旧是十户。准噶尔汗国共设有24个鄂托克,其首领称寨桑,其下设管辖数十户到数百户的得木其,最下级的官吏是阿尔班尼雅哈(十户长)[⑩];直到清朝灭亡,蒙古族的社会结构依旧是军政合一,仍然采取左中右翼制,十户依然是社会最基本的行政单位。

  蒙古族对草原民族国家观的继承与发展。自匈奴建立王朝之后,草原社会“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馀戎,然莫能相一”[11]的历史便宣告结束,千余年间,不同民族先后建立了众多大大小小的政权,草原民族的国家观经历了由形成到完善的历程。匈奴帝国是建构在部落联盟之上的政体,虽然其内部有严格的等级制度,但与之并行,还存着统治民族与被统治民族的地位差别。社会结构由无数个同心圆构成,单于及其家族处在圆心位置,呼衍氏、兰氏、须卜氏三姓处于社会核心的外沿,地位极高;其他匈奴部族处在外圈,地位次之;而诸如东胡、乌孙、大月氏、氐、羌等被征服民族处在最外圈,地位最低。各级军政官吏皆由本部落首领担任,所以《史记》说“诸大臣皆世官”。虽然匈奴单于自比“天之骄子”,但他们更注重对草原区域的经略,满足于对定居民族的商业交往和战争掠夺,承认“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认为农耕地区“单于终非能居之也”[12]。匈奴帝国灭亡之后,新兴崛起的草原民族的国家观形成了两种发展趋势:其一是立足于草原,扼守丝绸之路,保持互市与战争掠夺并举的传统,这一特征在突厥、回鹘为代表的突厥语族民族中最为典型;其二,不再将权利空间局限于草原,如东胡系统的鲜卑人,总结历史经验,认为以战争手段获取经济补偿,损失太大,得不偿失。史载:拓跋鲜卑“迁于定襄之盛乐。……始祖乃告诸大人曰:我历观前世匈奴、蹋顿(乌桓首领—引者注)之徒,苟贪财利,抄掠边民,虽有所得,而其死伤不足相补,更招寇雠,百姓涂炭,非长计也”[13]。开始将入主定居民族地区,与定居民族上层联合,直接控制和占有农耕社会物资作为政权建设的目标。于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草原民族开始逐鹿中原,建立了五胡十六国政权。公元10世纪,契丹民族建立了辽国,与前辈民族所不同的是,契丹人走出了一条全新的国家建构模式,他们采取了固守本土、经略中原的策略,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牧业经济形态并存的统一政体。

  草原民族在制度文化上的这种差异性,主要源自于时代的差异,代表着特定时代人们的观念。但也不能排除区域文化之间的差别,我们发现了一个奇异的历史现象,较之突厥文化,东胡—蒙古语族、通古斯语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兼容性相对较强,这表现在东胡系民族和满—通古斯民族对城市建设更为热衷,入主中原建立政权的欲望更为迫切。究其原因,是否是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东胡系统各民族自古以来有以畜牧业为主,兼营农业、狩猎业的传统,与中原农耕文化有一定的认同感,而突厥语族在早期则侧重于畜牧业和狩猎业,与农业文化反差更大造成的?有待于我们深入研究。

  从草原民族的历史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不同时代的民族对国家的建构模式做过不同的尝试和探索,从公元四世纪开始,由草原向周边(尤其是中原地区)的扩张逐渐成为一种趋势,并且一浪高过一浪。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另一点,一直到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游牧王朝以氏族、民族为中心的国家政权构建体制从未改变,征服与被征服民族之间的冲突始终伴随着每一个草原帝国,往往成为其崩溃的重要原因。匈奴等民族虽借一时之强盛,曾与中原王朝分庭抗礼,但未能妥善解决内部的民族、部族之间的矛盾,一旦出现大的自然灾害、君主的更替,貌似强大的政权便会瞬间分崩离析,史称“时北虏(匈奴—引者注)衰耗,党众离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复自立,乃远引而去”[14];拓跋鲜卑政权始终未能摆脱北方柔然、敕勒民族的困扰;突厥汗国末期更是“东夷诸国,尽挟私仇,西戎群长,皆有宿怨。突厥之北,契丹之徒,切齿磨牙,常伺其便。达头前攻酒泉,其后于阗、波斯、挹怛三国一时即叛。沙钵略近趣周盘,其部内薄孤、束纥罗寻亦翻动。往年利稽察大为高丽、靺鞨所破,娑毗设又为纥支可汗所杀。与其为邻,皆愿诛剿。部落之下,尽异纯民,千种万类,仇敌怨偶,泣血拊心,衔悲积恨”[15]。归根结底,从匈奴帝国到辽王朝,绝大多数草原政权都是以氏族、民族为中心建立起来的王朝,国家形态未能完成从血缘型向地域型的历史跨越。

  与草原民族延续一千余年的国家观相比较,13世纪以成吉思汗为代表的蒙古统治集团的国家观有了新的飞跃,他们将“天无二日,地无二主”作为政治理想,将建立“从日出之处到日落之处”世界帝国作为战略目标。为了实现这一欲望,蒙古帝王们一方面发动了旷日持久的征服战争,将战火燃遍欧亚大陆。与此同时,他们在制度文化方面也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改革。在帝国内部分封过程中,成吉思汗试图打破草原社会所沿袭的氏族、部族和民族界限,将千户制转变为行政建制,确立地缘政治。如人数众多的札剌亦儿部就被划分为若干千户,分别隶属于察哈台、窝阔台、拖雷、哈撒儿等诸王贵戚。像克烈、乃蛮、蔑儿乞等过去强大的部落也同样被化整为零分散到不同千户。在官员选拔方面,更注重能力和品性,一大批像木华黎、者勒蔑、哲别等异姓且地位卑下者,成为帝国的重臣;耶律楚材等大量其他民族的人士也被纳入决策层。在这一政策下,蒙古高原民族、部族之间的隔阂逐渐被淡化,大部分以氏族、部族为依托的旧贵族阶级被淘汰,由平民崛起的新贵族成为汗国的中坚力量,数千年来困扰草原社会的内部矛盾被弱化,因此,当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汗权时,异性贵族已成为他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同样,蒙古高原自此之后也再没有出现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形成较大影响的共同体(北元时期西蒙古瓦剌部曾一度崛起,但仍然属于民族内部的矛盾,而瓦剌恰恰是蒙元时期没有被打散的、为数不多的部落之一)。

  在被征服地区,蒙古统治者在实施政治军事压制的同时,采取了与其政治抱负相适应的思想文化政策,企望用开放包容原则建立一种跨民族、跨地域的大一统文化。成吉思汗所提出的“一切宗教信仰自由”的法规、忽必烈创造能够“译写一切文字”的拼音文字(八思巴文)的构想、合赞汗组织编写世界历史的行为,在当时的欧亚大陆都是绝无仅有的举措,其超越民族、地域狭隘性的政治、文化理念,为封闭、割据、思想文化禁锢的旧大陆带来了草原文化新的气息和冲击。如上制度文化的形成,不仅标志着草原民族国家观的成熟,同时也将人类封建中央集权制推向了新的高峰。

  “因俗而治”制度是草原民族在制度文化方面的一大创举,是中国古代处理民族问题的成功范例之一。受游牧经济的单一性的制约,在手工业品和农业产品方面,草原民族对定居民族有较强的依赖性。为了满足这种需求,就必须处理好与定居民族的关系。经过长期的磨合,一些的草原民族建立的政权,针对中国多民族并存的社会格局,采取了入主中原、统而分治的政策。如汉赵政权采取“胡汉分治”制度[16],秃发鲜卑政权南凉同样执行了“宜置晋人于诸城,劝课农桑,以供军国之用,我则习战法以诛未宾”策略[17]。10世纪的契丹人建立辽国后,同样采取了“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政治策略[18],通过“南北院制”分别统治草原游牧民族和中原定居农耕民族。13世纪崛起的蒙古人秉承并发展了草原文化的这一制度。随着版图的扩张,被征服区域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更加复杂。蒙古统治者提出了“因其俗,柔其人”的分治政策,一是沿用被征服民族传统的社会结构;二是维持各民族文化,利用其传统观念羁縻其思想。如在中原地区实行“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策略,在西藏实行政教合一制度,在云南地区推行土司制度,在蒙古地区则沿用传统制度,等等。一位学者在评价忽必烈在云南实施土司制度的历史意义时,指出:该制度在云南地区沿用700年,说明它“具有超强的适应性,又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结果也保护了多民族云南文化的多样性。这与750年后现代社会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学说也不谋而合。”他认为:“忽必烈平大理国中表现出的军事、政治、经济和人文智慧,看似属于他个人,然其建树的顽强生命力直接与现代社会相连接,能够超越民族,能够超越国界,能够超越信仰,能够超越时间,实属对人类智慧宝库的一种非凡贡献”[19]。毫无疑问,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所推行的政治制度、文化制度,都是建立在历代草原民族历史经验基础之上,他们的智慧浓缩了草原文化的精华,是草原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标志着草原制度文化已经超越了民族文化的范畴,已经具备了世界性品质,具有进步意义。

  由于人们不能将草原文化看作一个持续发展的整体,自然会对13世纪蒙古族所创造的历史产生很多困惑,一个欧洲人曾发出过这样的感慨:“从未建过一座城市的蒙古部落,建立了统治一半世界的帝国;以狩猎、放牧为生的人打垮了三个文明古国的军队;而不会写字的野蛮人居然为50个民族制定了法律”[20]。如果我们能够正确认识蒙古族是草原文化数千年文明的集大成者的话,类似的感慨就不应当出现。

  草原民族制度文化由匈奴到蒙古的形成、发展和演变,尤其是自魏晋南北朝“五胡”民族,到辽—契丹、蒙古—蒙元的国家观的发展,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我们在看到其扩张战争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同时,还应当注意到其积极的一面。以中国古代历史为例,草原民族跨不同经济形态、不同民族文化形态建立统一国家政权观念的形成及其实践,为各民族之间在和平环境下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两种经济形态下游牧农耕民族之间长期对峙的局面,使双方由经济互补关系延伸到政治、文化的依存关系,这种认同感的确立,在历史上为中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创造了坚实的基础,其意义和贡献是巨大的。

  三、蒙古民族是草原民族精神家园的守望者

  我们认为,历史上以蒙古高原为中心所形成的草原文化是一个整体,是世代生息繁衍在这一区域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每个民族都对其丰富和发展做出过贡献。因此,对草原文化的研究,绝不能割裂各民族文化与草原文化之间的传承关系。

  我们说蒙古族是草原文化的集大成者,主要基于两个基本原因:其一,蒙古族文化浓缩了自匈奴以来所形成的、以游牧为典型特征的草原文化的所有基本要素;其二,蒙古族文化的形成是草原文化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必然结果,是草原文化逻辑进程的延续。如果将13世纪前的各个草原民族之文化比作条条支流,那么,草原文化在13世纪则汇成了滔滔江河,而这一历史性的使命是由蒙古民族完成的。这里既有的量的积累,更有质的飞跃。它在精神文化层面具体体现为:

  蒙古族恪守并发展了草原文化的基本精神。在人类发展史上,每一个地区、每一个民族都会根据自己对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理解和认识,形成了以宇宙观、价值观、审美观和道德观为核心的文化精神。与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物质文化变化速度较快不同,文化精神一旦形成,就会具有较强的稳定性,犹如儒学在中原汉族社会、基督教在欧洲,会长期影响和指导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成为文化之精髓。如果从这一角度理解,我们所说的文化传承,主要指某种文化内在的文化精神及其诸要素在特定区域和民族中的继承和发展。

  古代草原文化精神体系中最稳定的要素之一,就是以“腾格里”概念为核心的宇宙观。在自然领域内,它代表了草原人对宇宙生成、日月星运转、四季轮回等自然规律的认识,其中不乏人们对大自然的感恩情节;在意识形态的宗教层面,它反映了人们对社会秩序的理解,从匈奴帝国开始,“撑里”—“腾格里”—“天”成为草原社会所有民族政治思想的支撑点。虽然各个民族在不同时期信仰过不同的宗教,但每一个草原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们都把自己视为“天之子”。13世纪的蒙古社会也同样继承了这一观念,“蒙克腾格里”—长生天成为这一时代最神圣的概念。在以成吉思汗为代表的蒙古君王的诠释中,“腾格里”与数千年来草原人沿袭的观念既有外在的共性,但也有内涵上的差别,它已经不仅仅被看作是民族神或国家神,而是普世之神。这说明“腾格里”概念已经超越了狭隘的民族的、血缘的局限性,与蒙古统治者征服世界的欲望相对接,是从人类高度认识世界的结果,已成为世界新秩序的代名词。这一点我们从贵由汗致教皇的外交信函以及忽必烈汗使用“元”的概念命名国号的意图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21]。蒙古族不仅继承了草原古老的“腾格里”思想,更为之赋予了时代的内涵,产生了质的飞跃。

英雄主义也是草原文化一以贯之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观的浓缩,是草原民族文化精神的典型特征之一。对此,在古代汉文典籍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描述:突厥人“重兵死,耻病终,大抵与匈奴同俗”[22]。是说匈奴人、突厥人对于战死者十分敬重。乌桓人也有同样的习俗,史称“俗贵兵死”[23]。但文献中没有对“重兵死”、“贵兵死”习俗的内在原因做出解释。实际上,草原人敬仰是的在危难之际视死如归者——英雄。在古代草原民族中,英雄被视为个体价值与社会责任的统一体,是公共道德的化身。所以英雄在草原社会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受到人们的普遍拥戴。乌桓族将“有勇健能理决斗讼者,推为大人”[24],鲜卑檀石槐因“长大勇健,智略绝众。……施法禁平曲直,莫敢犯者,遂推以为大人”,柯比能因“以勇健,断法平端,不贪财物,众推以为大人”[25],契丹“(耶律阿保机)雄健勇武,有胆略,……部落憚其勇武,莫不畏服之”[26]。蒙古族汇集了草原民族的英雄文化,并使之更加完善。成吉思汗提出英雄“在平时应像牛犊般地驯顺,战时投入战斗应像扑向野禽的饿鹰”[27]。他们认为:英雄不是力量出众的莽汉,也不是独善其身、恃才傲物的众叛亲离者,英雄必须是顾及群体利益、与群体休戚与共的人,是不畏强暴、知难而进者,直至为理想献出生命者。所以汉文史学家称蒙古人“俗以贪生为耻,以捐生为把都(华言好汉也)”[28],“最敬者笃实不欺,最喜者胆力出众”,在战斗中舍命营救他人者“惟欲称雄虏中,为名高,不为厚利也”[29]。“英雄”在蒙古民族中已经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范畴。

  今天的蒙古族仍然传唱着500余部英雄史诗,在世界各民族中,这是一个十分罕见的现象,足以证明蒙古族对英雄文化的敬重。需要指出的是,如此众多的英雄史诗应当是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民族和部族史诗在蒙古族中间的积淀,近年来一些学者已经尝试在史诗中寻找乌孙、柔然等民族历史的痕迹。我们认为,正如史学界通过荷马史诗印证了希腊早期历史一样,在蒙古史诗中也一定保存着大量早期游牧民族的历史记忆。相关的研究尽管艰辛,但至少在文化传播学上是有意义的。这些研究成果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蒙古族是草原文化集大成者的学术主张。

  2008年,我们曾经对草原文化的核心理念进行了总结和概括,认为“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是数千年来草原文化的基本精神。由于有专门文章对此作了详细论述,本文不再赘述。但有一点我们需要强调指出:草原文化的核心理念在蒙古民族文化中不仅得到了完美的体现,而且得到了全面的升华。例如,崇尚自然的生态观是伴随着游牧生产而诞生的,但蒙古族是第一个将生态保护意识由民间习俗禁忌转变为国家系统的法律法规的民族;开放是每个草原民族文化的基本特征,而蒙元时代所实施的宗教信仰自由、各民族文化平等、不以种族和文化背景为标准使用人才、符合中国多民族共存实际的历史观等系列政策,标志着草原文化的开放属性,在这一时期已经将基点置于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开始从普世的高度理解开放、践行开放。从世界意义角度观察问题、思考问题,是蒙元时期草原文化的时代精神的显著特点,这标志着蒙古族将古代以游牧为特征的草原文化推向了发展的顶峰。

  蒙古族将草原历史文化、区域文化和民族文化融为一体。自匈奴至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在一千余年的历史进程中,草原及其周边区域先后涌现出了匈奴、乌桓、鲜卑、柔然、吐谷浑、铁勒、羌、羯、突厥、回鹘、党项、契丹等数十个大大小小的民族,他们作为草原文化的创造主体,都为草原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做成过自己的贡献。由于历史的原因,有些民族消失了,一些民族则放弃了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融入了其他文化体系。但他们所创造的精神文化却沉淀于蒙古族文化之中,通过蒙古族得以延续。

  以语言为例,13世纪的蒙古语是以原蒙古语为基础,融合了阿尔泰各语族语言而形成的。由于阿尔泰各语族早期经济形态的差异,突厥语族语言中畜牧业词汇较为发达,蒙古语族语言中畜牧和狩猎业词汇均丰富,而满通古斯语族语言中反映渔猎业的词汇十分突出。早期蒙古语既受到了突厥语族的语言文字的极大影响,也与通古斯语言有过融汇的过程,从事阿尔泰民族语言研究的学者指出:蒙古语族与突厥语族之间共用词汇达到40%,蒙古语族与满-通古斯语族之间的共用词汇达到30%[30]。虽然我们目前还不能断言各语族语词相互之间的借用关系,但事实本身证明,历史上各语族之间发生过语言交融过程。一直到13世纪前后,蒙古人在佛经翻译时,还大量借用了畏兀儿词汇。有学者统计“中期蒙古语中借用的中期突厥语以及畏兀儿语(中期畏兀儿语)的词汇总量,不下一千个”[31]。语言的融汇本身就是文化融合的结果,因为每一个词汇的传递和接纳,都与该词汇所表达的生产技术、风俗习惯和思想观念有着必然的逻辑联系,各语族共用词汇在蒙古语中的大量积淀,说明与之相关的多民族文化要素也自然融汇于蒙古族文化之中,而该现象在其他阿尔泰语系民族中是没有的,这又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蒙古族文化是草原文化的汇集点。

在诸多的领域内,我们也可以看到更多相关的例证。长调牧歌是蒙古族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形式,文献证明,这种极富特色的歌唱形式至少在高车民族那里就已形成[32];《蒙古秘史》中所记载的“感光生子”传说,我们可以在鲜卑、契丹民族中看到近似的版本[33];阿兰豁阿折箭训子、倡导团结的传说与吐谷浑阿豺汗折箭训诫子弟的故事如出一辙[34],元代蒙古族男人的发式显然与东胡系统各民族的髡头习俗有着继承关系;鲜卑人、契丹人将正月初一至初七分别确定为一鸡、二狗、三豕、四羊、五马、六牛、七人的习俗[35],至今仍然在蒙古族民众中流传;盛行于匈奴、突厥、回鹘、契丹民族的“随日右旋之礼”、“东向而拜”、“朝拜日,夕拜月”、“举事而候星月,月盛壮则攻,月亏则退兵”等习俗,同样也被古代蒙古人所恪守;蒙古族英雄史诗虽然与突厥史诗在个别内容上有所差异,但在母题方面却是一致的,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如老两口诉说没有儿女之苦、宣告儿子诞生的预兆、儿子的诞生和神奇的成长、某老人给新生儿起名、长大成人的英雄同敌人进行斗争、英雄通过赛马、射箭和摔跤比赛中取胜而结婚等母题,在蒙古、东突厥和西突厥的史诗中虽然有某些差别,但基本上相同”[36]。此外,蒙古族对火的神秘功能的宗教阐释、以颜色确定方位的习俗与匈奴、突厥民族也存在着惊人的共性特点。总之,我们在蒙古族文化中可以看到大量早期草原各民族文化的影子,可以肯定地指出,13世纪的蒙古族文化是草原文化经过再融合后形成的新型文化。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在草原上曾盛行的习俗被蒙古人逐渐遗弃,像突厥人的墓前立杀人石、葬礼剺面等习俗。说明蒙古族在继承传统草原文化时是有选择的,它超越了地域性和民族性,是对草原文化的全面升华。       

  当我们站在21世纪的山巅,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回眸草原文化的发展历程时,我们应当看到,从匈奴民族建立第一个统一的草原帝国的时代起,草原的历史文化就已经成为一个整体,那种隔断草原文化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将各民族历史文化与整个草原历史文化相互割裂的观点,显然是缺乏科学性的。有关13世纪蒙古族崛起的历史,在人们的脑海中还有许许多多的谜,但如果我们将蒙古民族创造的辉煌历史,看作是历史上草原民族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长期积累和发展的结果,人们的很多困惑或许会因此而释然。我们可以肯定地指出:没有早期草原各民族文化作为基础,蒙古文化将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其辉煌的历史或许只能借助神话阐释;但是,如果没有蒙古族的继承和发展,草原文化或许像历史上的匈奴文化、鲜卑文化、柔然文化、突厥文化、契丹文化一样,只是天际划过的一颗流星,只能在故纸中、博物馆里被人浮想,难以光大并与时俱进。草原文化的典型特征通过蒙古族得以体现,草原文化的发展规律通过蒙古族得以延续。由于蒙古族对草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使世人更深刻地感受到草原文化的价值,全面感悟到草原文化的生命力,系统体会到草原文化的发展规律。(执笔:乌 恩)


  注释:

  [①]周伟洲:《敕勒与柔然》页96—109。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②] [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第166—167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③]   [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目录。

  [④]陈山、田睿林:《蒙古民族与草原环境》。刘仲龄、额尔敦布和主编:《游牧文明与生态文明》论文集第11页。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⑤]  《史记》卷一百一十,列传第五十。匈奴传。

  [⑥] 《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第三十。

  [⑦]  《魏书》卷一〇三,列传第九十一。蠕蠕、匈奴宇文莫槐、徒何段就六眷、高车传。

  [⑧]肖爱民:《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两翼制度研究》第3页。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⑨] 《元史》卷九十八,志第四十六。兵志一。

  [⑩]   达林太:《蒙古兵法》第18页。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⑾ 《史记》卷一百一十,列传第五十。匈奴传。

  ⑿ 《史记》卷一百一十,列传第五十。匈奴传。

  ⒀ 《魏书》卷一,帝纪第一。序纪。

  ⒁ 《后汉书》卷八十九,列传第七十九。南匈奴传。

  ⒂ 《隋书》卷八十四,列传第四十九

  ⒃周伟洲:《汉赵国史》第169—17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⒄ 《晋书》卷一百二十六,载记第二十六。

  ⒅ 《辽史》卷四十五,百官志一

  ⒆杜玉亭:《忽必烈平大理国与人类智慧》。载《蒙元史暨民族史论集——纪念翁独健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第21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⒇ [丹麦]亨宁•哈士伦著,徐孝祥译:《蒙古的人和神》第299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1]贵由汗在致教皇的信函中提及“天上只有一个长生天,地上只有一个成吉思汗”;“元”的寓意取自《易经》“大哉乾元”,含有起始、包容万物之意。

  [22]  《北史》卷九十九,列传第八十七,突厥铁勒传。

  [23]  《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第八十,乌桓鲜卑传。

  [24] 《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第八十,乌桓鲜卑传。

  [25] 《三国志》魏书三十,列传第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

  [26]  《契丹国志》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27]   [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356页,商务印书馆。

  [28] [明]萧大亨:《北虏风俗》。见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第253页。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

  [29]  [明]岷峨山人:《译语》。见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一辑,第237页。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30]孟达来:《阿尔泰诸语族的早期接触》,《青海民族研究》1999年第4期。

  [31]  [匈]д•卡拉著,陈弘法译:《畏兀儿—蒙古文学交流》,《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7年第1期,第20—21页。

  [32] 《魏书》卷一〇三,列传第九十一。高车传。

  [33] 《晋书》卷一百二十七,载记第二十七;《辽史》卷一,本纪第一。

  [34] 《魏书》卷一〇一,列传第八十九。吐谷浑传。

  [35] 《北齐书》卷三十七,补列传第二十九;《辽史》卷五十三,志第二十二,礼志六,嘉仪下。

  [36] 【蒙古】Б•仁钦:《蒙古史诗类型研究现状》,《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5年第1期。  

稿源:  编辑: 安华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