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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文化的拓展与创新
内蒙古新闻网   10-03-26 22:06 打印本页】 【关闭
 
 

草原文化的拓展与创新  

—— 二论蒙古族文化在草原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内蒙社会科学院草原文化研究课题组

  13世纪,蒙古人登上世界历史舞台,结束了北方游牧民族长期动荡的历史,同时也继承、整合和发展了历代草原民族的文化,并积极吸收儒家文化、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的合理成分,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蒙古文化成为北方草原文化的主流文化,并延续至今,影响日益扩大。

  世界各民族文化或多或少都带有多元性、复合型特征,但恐怕没有哪一种文化像草原文化那样具有鲜明的多元整合的特征,也恐怕没有哪一个民族的文化像蒙古族文化那样由具有多种形态特征的文化汇集而来。当你从词源学的角度审视和研究蒙古语,你就会发现:数千年来,蒙古人与多少个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进行过文化交流,并以何等开放的文化心态吸纳了他们的文化成分;同时,你也会发现:蒙古族在经历狩猎文化、游牧文化,又与农耕文化、工业文化、城市文化相交融的过程中,是如何与时俱进,进行文化建构的。特别是现代以来的蒙古族文化显然带有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民族文化与区域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多种印记。它既较多地保留了原生态的、民族民间文化的形态特征,又在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过程中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逐渐具备了现代性的品格。

  蒙古族民族的发展道路九曲十八折,坎坎坷坷,但它生生不息,绵延相传,终于走进了现代社会的大门,足以说明其旺盛的生命力。从历史上看,蒙古语族人民对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中国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最终形成、开拓和守卫祖国的广袤疆土、保护和有序利用自然生态环境、发展生产力等方面,均做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被誉为“为新世界、新时代的到来划定了新的秩序”的成吉思汗,将蒙古大帝国的版图扩展到了从太平洋到黑海之间的广阔地域,使整个世界的格局发生重大改变,对人类历史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几乎可以称之为中世纪的一次“全球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成吉思汗的统治远远超越了民族主义的范畴,客观上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广泛交流,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促进欧亚融合的“先驱”。正如美国学者杰克•威泽非德在《成吉思汗与现代世界的形成》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当今世界的几乎所有领域:世界版图、政治体系、哲学、科技、战争、商业、服饰、艺术、文学、语言和音乐,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成吉思汗和他的庞大帝国的影响”。毫无疑问,由如此一位巨人率领的古代蒙古人,之所以能够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世界性帝国,除了具备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之外,必定具有海纳百川的文化气度和开拓进取,善于整合创新的文化实践。事实也如此,蒙古族在北方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诸多领域都有所创新或拓展。这里仅从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理论创新等三个方面进行简要论述。   

  一、大力丰富和发展了具有草原特色的制度文化

  由于游牧经济的流动性及政权体制的松散性,历代蒙古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制度建设。制度文化是草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草原地区游牧人之所以能够形成巨大浪潮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中,组建灵活简便的军政合一组织、重视成文法和习惯法的规范功能,是他们保障游牧世界的凝聚和稳定、并使之得以不断扩张的重要法宝。因此,虽然草原游牧民族的政权更替频繁,但草原地区基本的社会制度和所有制形式得以长期保持,且始终较为稳定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有一个较为完备的、符合草原游牧民族社会特点的制度文化。如匈奴时期的“十进制”、契丹时期的“南北两院制”、大蒙古国时期的“千户制”、元代的“行省制”、北元时期的“鄂托克制”和“政教并行制”、清朝时期的“盟旗制”等就是这一制度文化的进一步演进和完善的结果。不论蒙古社会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战斗力,还是其战略依托、战术配合,乃至快速简便的信息驿站、畅通无阻的洲际通道,以及游牧生活机动灵活的管理模式等等,都与蒙古社会拥有一种在当时确属先进的制度文化分不开。

  有人说,千户制在匈奴时代就早已有之。不错,千户制的渊源可追溯到很早以前。然而,传统是从过去传承而来的,要把它运用到新的时代,让传统适应于已然发生变化的现实,就有一个再创造或者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的问题。13世纪离匈奴时代已经相当遥远,要把匈奴人的千户制继承下来,使之适应13世纪的特点,则需对当时的社会结构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把握,并对千户制本身进行合理的改造。蒙古第一部成文法“大札撒”规定:“人们只能在指定的百户、千户之内,不得转移到另一单位,违反此令,要当着军士处死,收容者也要受严惩”[①]如此严厉的千户制显然已经今非昔比。蒙古人之所以在民族统一战争中、以及后来的对外扩张中,能够迅速动员全社会,能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开展军事攻势,显然与其完备的社会管理制度有关,否则把整个社会变成一个流动的兵营,把全体民族成员变成英勇善战的部队,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当然,蒙古人的制度文化不能用单一的、严酷的法律札撒来概括。用习惯法和“必力克”(箴言)教诲的形式,巩固政治制度,有效规约人们的行为,是蒙古族制度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比如,在第一部成文法诞生之时,第一部必力克也问世了。它作为调解人际关系的规范,迅速深入人心并传播到社会各个角落,成为与札撒并行不悖,虽没有法律的强制性,但却有强大的道德约束力量的另一种社会控制系统。从此,必力克成为蒙古社会沿袭数百年的社会规范体系,至今仍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力。

  从14世纪开始在北方游牧民族的经济生活中出现了新的联合体,这一联合体蒙古语叫作“鄂托克”。它代替了过去的经济形式,进而成为新的社会经济单位。每个社会成员都要依附于某一个鄂托克,通过鄂托克组织获得其相应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但是,这一鄂托克制与千户制不同,它主要是以地域单位为基础的,从而克服了千户制的一些弊端。鄂托克作为新的经济组织,其性质还是分封制。因为,每一个鄂托克属于额真(主人)和诺颜(官吏)所有,这些人对于鄂托克拥有统治权和世袭权利,鄂托克是君主赏赐给他的“份地”(蒙古语称“忽必”)。实际上,鄂托克制强化了封建领地制度,以制度的形式和法律的名义进一步明确了额真与阿拉巴图之间的从属关系。这又是一项有助于进一步稳定和强化封建社会结构的重要制度。据有关法律文献记载,阿拉巴图是额真的属民,要在额真的鄂托克领地内游牧,有纳贡赋役的义务。可见,他们还没有摆脱人身依附关系。随着蒙古帝国的巩固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各社会阶层的构成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比如,不但在阿拉巴图阶层中出现了上等、中等、仆役之分,就是社会各阶层的势力、结构也发生了重要变化,社会基本被分为三个利益集团。一是善人集团,他们拥有大量的牲畜和财产。这些人主要出身于官僚家族、各级官吏、赛特家庭。其中多数人已经取得“答尔罕”身份,即免于纳贡赋役的人。二是平民(哈拉楚)阶层,他们拥有一定的财产,战时可以用其良好的装备为主人服务。三是哈喇库蒙(黑头人),他们主要是一些奴隶和家仆等人[②]。善人的出现,使封建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受到了极大冲击。因为,他们不受额真(主人)的任意处置,且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权利和地位,也拥有免予纳贡赋役的自由。其中,还包括在长期战乱中破产后加入进来的小领主,从而使善人集团的社会力量逐渐增强。善人从诺颜阶层中分离出来之后,既不属于官吏阶层,更不属于哈喇楚阶层,而逐渐成为社会上的一股新的中间力量。因此,善人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重要代表,他们不仅要极力解除和诺颜的人身依附关系,以便进一步保证自由人的政治地位,更要千方百计地改变自己以往的哈喇楚社会地位。这是因为如果哈喇楚和诺颜的人身依附关系得不到解除,那么善人就很难得到必要的劳动力,其经济势力将得不到进一步发展。对这一复杂的社会关系,18世纪的德国学者帕拉斯感到无法理解,诘问:为什么自由自在的游牧蒙古人,长期生活在毫无限制的王权统治之下呢?[③]其实,答案就在于蒙古的社会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高度适应的,是极其有效的。这就是蒙古社会体制长期处于超稳定状态的原因。

     俱往矣,以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取代封建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制度,这是包括蒙古族在内的草原各民族实现社会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早在20世纪初,蒙古族的一些进步人士便已开始探索民族解放及民族现代化的道路。草原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终于获得了民族解放、人民解放的胜利。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蒙古民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民族自治权利,现代化便成为草原各族人民共同的追求目标。60年来,草原各民族自觉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使草原游牧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践证明,社会主义理论在草原地区的传播与实践,不但使其本身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同时也为草原民族的文化发展开辟了广阔的新天地,使草原文化汇入时代的主流当中。不容置疑,草原各族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是草原文化的现代化过程,这也是传统草原文化更新和发展的历史性机遇。

  二、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历代蒙古人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科学知识,而且还开展了广泛的科学探索和发明创造活动  

  科学技术是人类对自然规律认识的成果,同时也是人类创造性思维最高形式的体现。不论哪个民族和地区的人们,只要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就有可能引导或影响世界历史。历史上,草原民族曾经先后两次广泛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究其原因与他们当时所掌握的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分不开的。13世纪,蒙古人迅速崛起,短期内成为所向披靡的强悍民族,这与他们广罗人才,重视和重用具有一技之长的各类人才分不开。游牧社会有着自己独特的科技需求,且大部分需求只能靠自己来满足。如乳肉食品加工及保鲜、游牧人起居行走问题的解决等都离不开科学探索,于是就产生了适合于游牧生活特点的、方便易行的实用技术、加工工艺被大量创造和发明。皮毛制品、蒙古包、车辆、兵器、狩猎工具、马镫、独具特色的青铜器和陶器等都属于这一范畴。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游牧文明后来数千年的发展中,北方草原民族游牧生产技术不断创新,使游牧文明逐步向更高水平发展,如优良畜种的培育、草场的合理使用、兽医技术的发展等等,无不体现游牧文明一种内在的创造力。正是这种创造力,才使游牧生产逐步发展,使游牧文明的根基逐步牢固”。[④]这里试举一些例子:

  ——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古代游牧民族积累了丰富的数学知识,并将其广泛应用于政治、军事、生产领域。尤其是“十进制”在草原地区的广泛应用,对社会组织的数字化及一体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草原地区发现的大量岩画及民间图案来看,他们在很早以前就熟练地掌握了圆型、三角型、正方型、长方型、梯形、各种直线和曲线构成的几何图形并加以运用。后来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较为抽象的各类符号和世界图式。蒙古象棋或鹿棋盘就包含着深刻的几何学原理。有关史料显示,13世纪的蒙哥汗(1206——1259)曾经研究过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中的“若干图式”。后来,忽必烈之子安西王(忙哥喇家族成员)在阿拉伯数学的影响下,也学会了“六六幻方算法”。其特点是纵行、横行和对角线上的数字总和无一例外,都是111。1956年在西安东北地区安西王府出土的5块阿拉伯文“六六幻方”铁板,就是蒙古安西王及其部下研究“幻方数学”的物证。随着社会实践的深入和藏传佛教的广泛传播,草原地区人们掌握了印藏历法、星占、数学、天文演算等。蒙古人的“朱尔海运算法”既是这些知识的综合运用。清代正白旗人蒙古族数学家明安图(1692——1765)耗费30年时间,撰写了《割圆蜜率捷法》等数学名著,[⑤]为草原民族、乃至全人类的科技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由于游牧经济自身发展的需要,蒙古人向来非常关注天文历法。一方面,他们用神话形式解释自然宇宙的奥秘,另一方面,他们先后数度制定和更新历法,以求更加科学、准确地把握斗转星移的规律。有史料表明,历史上蒙古各部落都曾拥有自己的自然历法,布里雅特、卫拉特、鄂尔多斯等地区还曾长期保留这一传统直到近代。草原民族的自然历法可谓由来已久,匈奴建国后,在自然历法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十二生肖法,蒙元时期又接受了汉族的干支纪年法和藏传纪年法,进入20世纪以后,则采用了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法。另一方面,草原地区历代政权都曾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兴建天文台,开展天文观测、科学研究活动,留下了大量珍贵遗迹。如匈奴时期的龙城、元朝时期的上都天文台(1271年)和大都天文台、四大汗国时期在西亚及中亚地区兴建的天文台等,都相当著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乌鲁别克(1394——?)等一批蒙古族著名天文学家。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后裔乌鲁别克曾在众多科学工作者的协助下完成了他的天文学名著《乌鲁别克表》。此外,保存至今的清代蒙文“天文图”和“天文书”、“天文原理”等,都是蒙古族闻名遐迩的古代天文学研究遗物。

  ——早在远古时期,草原先民就开始探索和积累医学科学知识,并发明了诸多简便有效的医疗诊治方法。如推拿正骨、针灸治疗、马奶疗法、饮食疗法等等,即使在医学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也未失去其临床应用价值。这些颇具民族特色和地区特色的古代医术,随着蒙古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并吸收汉、藏、回等兄弟民族、特别是藏医学的理论精华,逐步形成了以“三要素”理论为核心的的蒙医学体系,[⑥]历史上蒙古人为祖国医学事业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且不说像元代的忽思慧那样在中国营养学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养生学家,各个历史时期的著名神医就可以拉一个长长的名单。如17世纪的墨尔根绰尔济、18世纪的伊舍巴拉珠尔、19世纪的占巴拉道尔吉、伊希旦金旺吉拉、龙日格丹达尔……等等,就是传统蒙医学的杰出代表。他们留下来的《饮膳正要》、《甘露点滴》、《方海》、《四部甘露》、《蒙药正典》等数十部蒙医学名著,至今仍然是蒙医科学的经典。

  自从蒙古民族步入现代社会以来,特别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以来的60年间,蒙古民族的科学事业得到了全方位的、飞速的发展。畜牧学、草原学、生物学、蒙医药学、蒙古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等,都是富有蒙古民族特色的科学领域。如今,自治区内不仅具备了上述各学科配套的研究、教学机构,而且取得了一大批科研成果。其中,以旭日干博士于1983年培育成功的世界第一胎体外受精山羊羔(试管羊羔)为代表的一批科研成果,改写了人类科学史的相关内容。我国国内乃至世界闻名的科学家队伍中,蒙古人占有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如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早期杰出的飞机设计师巴玉藻、著名物理学博士萨本栋、著名金属物理学家李林、化学家扬石先、植物分类学家陈山、昆虫学家能乃扎布……等,就是现代蒙古族科学工作者的杰出代表。
      三、追求真理,探索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不断深化思想认识,坚持理论创新是历代蒙古人的一个重要传统

  从历史上看,蒙古民族是一个爱智慧的民族,他们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思维方式和哲学理念。随着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的不断提高,古代蒙古民族从“天圆地方”的形而上学宇宙观逐渐转向以“流动”范畴为核心的辩证法认识,进而以“运动、变化、无常”来概括大千世界。成吉思汗的军事辩证思想、忽必烈的“祖述变通”思想、萨岗彻辰的“变化无常”思想,以致尹湛纳希的启蒙思想、贡藏诺尔布的改良思想、罗布藏却丹的进化论思想,都与这传统的辩证法有某种渊源关系。与此同时,蒙古民族以其海纳百川的开放精神,积极吸纳西域的、印藏的、中原的、乃至西方的思想精神文化,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北方草原文化的思想内涵。研究表明,蒙古族历史上引进和吸纳外来思想文化的高潮曾经先后出现四次:一是琐力亚琐特教和摩尼教的善恶二元论思想文化的传入;二是印藏佛教文化的传入;三是景教或伊斯兰教文化的传入;四是中原儒家文化的传入。通过引进和文化整合,欧亚大陆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文明成果逐渐转化为蒙古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空前丰富了蒙古文化,使之成为博大精深、富有生命力和感召力的文化形态。综观蒙古民族的文化发展历程,最具启迪意义的是:蒙古民族绝少门户之见,他们既不独尊某一学派或某种文化而排斥、贬抑其他学派或文化,更不把自己的文化模式、价值观念强加给别人。他们践行草原文化的开放理念,以博大的胸怀和宽容的态度对待异质文化,吸纳和借鉴异质文化的一切有益成分,用以丰富和发展自己。这是蒙古民族在并不很长的历史过程中,从一个任人欺凌的弱小部族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强悍民族的重要原因。  

  以蒙古文化为主流的草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崇尚自然,与自然相互依存、和谐共处。游牧时期的蒙古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在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形成了诸多即使在今天仍然十分卓越的伦理思想。虽然受时代的局限和经验思维所限,游牧民族的生态伦理思想没有能够上升到科学理论的层面,但其潜在的科学道理和远远超前的生态意识,却是同一时代大多数民族所无法比拟的。事实上,以崇尚自然、爱护自然、与大自然和谐共处为基本精神的草原文化,不仅蕴涵着深刻的自然生态思想,在历史上产生过非常积极的效应,即使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仍不失其值得深入研究、挖掘、借鉴的现实价值,对于今天的人类应对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必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历代蒙古人不仅在哲学、社会思想方面有诸多创新与拓展,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领域也都有着重要建树。随着蒙古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和研究的日趋深入,人们对蒙古民族精神文化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近年来出版的《蒙古史学史》、《蒙古族宗教史》、《蒙古文论史》、《蒙古族美学史》、《蒙古族经济发展史》等学术著作,尽管还难免有未及之处,但已经展示了上述学科体系的大致风貌,且足以令人叹服。

  实际上,人们所说的创新思维,是指敢于突破固有观念或思维定势的束缚,批判地看待前人的经验,实事求是,敢为人先,勇于开拓,不断推陈出新的思维方式。创新,就是“不甘守成与重复,不怕风险与失败,不尚空谈与陈规,勇于开拓新的世界,勇于走前人没走过的路,表现出永不自满、不断探索、奋发有为。” [⑦]不论社会整体的前进,还是制度、理论、科学技术,哪怕一项生产工艺、一个操作方法,都需要不断地革故鼎新。远古时期的蒙古人曾用“马蹄所到处”、“走向最后的海洋”、“日出至日落”等语句表达辽阔、遥远的意思。如果说这是一种“平面思维”的话,那么,后来则发展成为“上天入地”或“长的稍头、深的尽底”[⑧] 的“立体思维”。被誉为人类历史上最久远的游牧主义运动的那一段波浪壮阔的历史,正是有赖于“立体思维”才得以发生的。而自从形成统一的蒙古民族,并步入文明社会以来,他们开拓新疆域、制定新秩序、提出新思想、适应新环境的许许多多创新之举,就并非能够用“平面思维”或“立体思维”这种用以描述远古蒙古人思维活动的词语所能够解释清楚的了。因为,步入文明社会的蒙古人所面对的已经不再是远古时期摆在他们面前的设定较为简单的既有命题了。

  一个民族要依靠源源不断的创新而获得永不枯竭的生命力,人类社会要依靠永不停息的创新而获得发展进步。这是一个文化革新的过程、不断超越自我的过程。毋庸置疑,蒙古族文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革新、创造、超越的历史,草原文化在蒙古族文化这种历史发展过程中获得新的拓展与创新。 (执笔:陶克套)


  注释:  

  [①]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第34页。

  [②] 《蒙古社会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259—264页。

  [③] P.S.帕拉斯:《内陆亚洲厄鲁特历史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27页。

  [④]邵清隆:《总论——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游牧文明》

  [⑤]李汶忠:《中国蒙古族科学技术史简编》,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25页。

  [⑥] 《中国蒙古族科学技术史简编》,第260页。

  [⑦]颜晓峰:《创新论》,国防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154页。

  [⑧]札奇斯钦:《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耶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版,第199节。

稿源:  编辑: 安华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