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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尚自然
内蒙古新闻网   10-03-29 16:14 打印本页】 【关闭
 
 

崇尚自然

——论草原文化核心理念之一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草原文化研究课题组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并首先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之一。如何认知和处理这一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不同族群文化生成的类型特征及其历史进程和未来发展走向。我们研究草原文化,提炼草原文化的核心理念,也离不开人类文化发展的这一逻辑和历史的起点。

  蒙古高原广阔的草原及沙漠地带,夏季酷热短暂,冬季严寒漫长,常年少雨干旱风沙大,且伴有暴风雪。这里的生态环境和植被条件十分脆弱,大部分地区宜猎牧而不宜农耕,同时猎牧生产对自然条件的依赖性要比农耕生产大得多,所有这一切使得北方民族很早就懂得了人在自己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必须尊重自然、爱护自然。在他们还没有科学理性的认识之前,依照自己关于大自然的懵懂观念创造并信奉了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宗教——萨满教。从汗王贵族到百姓平民,都把苍天绿地当作生身父母,把日月星辰、山川湖河、水火草木看作具有灵性的生命。正是草原民族猎牧生产生活方式对自然的高度依赖性和萨满教对自然的解释教义,催生并强化了草原民族对大自然或自然物崇尚、敬畏的情感态度和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化理念。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民族在其早期也都曾崇拜过自然,但之所以都没能形成“崇尚自然”这种贯穿始终的文化理念,规约他们的文化创造活动,是因为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都不像猎牧生产生活方式那样与自然有着特殊密切的联系。崇尚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主要包括:敬畏自然、珍爱生命的生态意识;与大自然友好相处,和谐共生的亲情意识;对大自然知恩图报,适度索取的节制意识;对大自然爱护有加,担当责任的自律意识等内涵。这是草原文化的生态魂,是草原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现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价值资源。这一理念,经过人民群众长期社会实践的推动,早已成为整个草原社会的价值目标和统一意志。它作为文化体系的价值取向,涵盖着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各个层面,在几乎所有的文化要素上都留下了鲜明的印迹;作为全社会的统一意志,贯穿在国家的制度、法律、道德的规范体系当中,作用于生产、生活的所有领域。

  蒙古袍一件在身,穿着铺盖一应俱全,哪怕天寒地冻都能够营造出一己的“小气候”;乳肉饮食以原汁原味为上乘,制作上也讲究自然天成,美酒佳肴首先要敬奉苍天大地,以示感激大自然的恩泽;蒙古包的形制不但与古老的天圆地方观念有着深刻联系,而且,它是世界上最环保的融入自然的建筑;草原民族的交通工具马、骆驼、勒勒车等均为直接来自于自然或自然有限人化的产物,环保性能特别强;草原牧民喜欢用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动植物以及无机物等自然物和四季名称来命名自己的孩子;牧人一生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死去时依然不愿给大地留下创痛,不论火葬、风葬抑或是土葬,定要还大自然一个清净无痕……

  在草原民族看来,自然界的日月星辰、山川河流、风雨雷电,都有生命、有感觉,有喜怒哀乐,更何况生死枯荣、周而复始的动植物。这种“泛生命”意识的长期积淀,形成了草原民族钟爱生命,尊重生命的文化心理。牧民常年与牲畜打交道,驯化、役使、饲养,有时不免动怒,偶尔也会受到牲畜的伤害。但他们不会因此去虐待、惩罚牲畜,所谓“真正牧人手中的鞭子是用来震慑的,而非鞭打的”就是这个道理。如鄂伦春人对驯鹿、蒙古人对马一般不用鞭子抽打,而只是通过命令式的语句达到役使和沟通的目的。他们甚至在宰食牲畜之后还进行补偿性的祈祷仪式,以示不得已而为之的难处和对生命的怜悯之情。  

  蒙古族习惯法中规定:春不合围,夏不搜群,保证野生动物交配繁殖;入冬下雪之前、春季雪溶之后,禁止狩猎,不得捕杀、惊动怀孕或带幼仔的野生动物;狩猎不能一网打尽,每次围猎必须放生所猎各种动物至少一雌一雄,幼仔要全部放走;不猎或少猎雌性动物。北方民族统治者,尤其是蒙古诸汗,都非常注重保护野生动物生态链。当某一地区的野生动物资源总量减少或处于生态食物链各端的动植物结构比例失调时,当局总要采取适当的干预措施。在《元典章》、《喀尔喀法典》等一系列法典中,都明确规定了禁猎期、禁猎区和禁猎动物种类。

  草原民族还把破坏草场、污染水源、乱砍树木的行为视为不能容忍的可耻行径和违法行为,给予严厉的道德谴责和法律惩处。习惯法规定:禁止在河里洗澡、洗濯衣服、溺尿、大便。他们认为,这样会冒犯天神,增加雷鸣和闪电,遭到报应。(宋)彭大雅《黒鞑事略》载:“禁草生而创地者,遗火而焚草者,诛其家。” 《喀尔喀法典》之《三旗法典》第134条规定:“从库仑边界到能分辨牲畜毛色的两倍之地内地的活树不许砍伐,如砍伐没收其全部财产。”同时,还赏赐和鼓励植树者。1251年,蒙哥汗在登基诏书中说:“要让有羽毛的或四条腿的、水里游的或草原上生活的各种禽兽免受猎人的箭和套索的威胁,自由自在地飞翔或遨游,要让大地不为桩子和马蹄的敲打所骚扰,流水不为肮脏不洁之物所玷污。”(拉施特著:《史集》,余大均、周建奇译,商务印书馆,1985,第2卷,第243页)。有人将其视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生态保护宣言”和“生命伦理宪章”,或许不无道理。草原民族在千百年来,就是这样一以贯之的从自然和动植物受惠的同时,敬畏自然,珍爱生命,自觉地用道德自律和立法惩罚的形式保护生物链和自然生态,把一片蓝天绿地和具有生物多样性的草原留给了后代。

  草原民族的图腾崇拜,除了宗教伦理功能之外,也有较强的生态伦理功能,体现着敬畏自然、珍爱生命的理念。草原诸族先民曾先后将狼、鹿、熊、牤牛、海青、鹰、喜鹊、桦树、柳树等视为自己的祖先而加以崇拜和祭祀,而且还规定了很多禁止随意杀猎和砍伐这些动植物的图腾禁忌。这里体现的就是在图腾观念支配下,草原先民对人与自然、人的生命与动植物生命的统一性本质的理解和认识——人不仅与自然界的动植物具有一般的亲缘关系,而且直接是动植物繁衍的后代。因此,人类没有理由不尊重自然,更没有权利随意破坏自然。除此之外,蒙古佛教所强调的因果法则和慈悲为怀教义,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草原民族传统的敬畏自然,珍爱生命的理念,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在文学艺术领域,崇尚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草原文学中,寄情山水、崇尚自然、赞美自然,以主张爱护大自然、珍惜生命、保护生态平衡为主题,反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境界的“生态文学”作品比比皆是。人们可以从中体会到造物主之神奇,领略大自然的万千气象,感受人与大自然的平等友爱、和谐共生。如,敕勒人一曲悠扬的《敕勒歌》所描绘的天地人相融为一的纯然美景;回鹘族民歌《在这样的地方》所表现出的人对大自然的无尚赞美和万般眷恋之情;蒙古族谚语“苍天就是牧民眼中的活佛,草原就是牧民心中的母亲”所体现的对大自然的无比热爱和崇敬;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所张扬的北方草原天堂——宝木巴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理想;长调民歌那种让人荡气回肠,似乎歌者本人已经彻底融化到蓝天白云、茫茫草原之中的辽远意境,以及在草原文学中广泛运用的“兽形类比”(用凶禽猛兽类比英雄)的表现手法等等,都无不体现着崇尚自然、敬畏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毋庸置疑,人与自然自由完美统一是草原文学艺术所追求的最高审美境界。在草原民族文学艺术中人对自然的对象性关系,并没有停留在从人类中心主义出发的对大自然的欣赏和赞美,而是将其升华成了对赐给自己生命和幸福的天地自然的崇敬和眷恋,乃至爱惜和保护的神圣职责和历史担当。蒙古族民歌《十三匹骏马》中充分反映了这一点,歌中唱道:“牧人爱惜宇宙/宇宙赐给我们幸福/牧人保护宇宙/苍天交给我们的任务。”(敖其尔巴图等撰写:《十三匹骏马》,《蒙古民间文学集》,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8,第3页)

  崇尚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在哲学层面上也得到了理论的升华。成吉思汗“伊克伊”(意为大和谐)思想便是以彻底和谐为灵魂的、包括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以及社会和谐的思想。它在人与自然关系上,表现为反对人与大自然相对立,掠夺式地利用自然,主张尊重和保护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表现为强调政权约孙和当权者内部的“民主”;在当权者和民众的关系上,表现为强调合和(那仁敖其尔、赛音德力根著,乌恩奇译:《成吉思汗与蒙古文化》,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48-149页)。可见,“伊克伊”思想既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和谐生态理念,又主张家和友善、君臣同心、天下安泰的和谐社会理念。畜群与草原、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伊克伊思想形成的深层根源,也是其主要内容,而人与人的和谐、社会的和谐则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向内延伸。元朝蒙古族营养学家忽思慧在其《饮膳正要》中,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系统的整体,并对其进行了深刻的理论阐述。他说:“天之所生,地之所养,天地合气,人以禀天地气生,亦而为三才,三才者,天地人。”这里他明确指出,人有赖于天地而生而存,天地人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这个整体,在牧民看来,实际上就是一个庞大的生命圈,“在这个生命圈中,万物都有自身的特点和活动规律,同时又有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董恒宇、马永真主编:《论草原文化》,第一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5,第173页)。于是,牧民把自己的生命也融入到天地万物的这一生命圈之中,尊重生命,爱惜生物,甚至把人的伦理、德性都应用到整个生命世界,希望求得人与万物同生共存。

  总之,崇尚自然,珍爱生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在草原民族那里早已是一种信念、一种信仰、一种与生俱来的情愫或民族集体潜意识,它是世世代代草原人群对自然的对象性关系及其对象化活动方式和经验的积淀及其遗传,是他们体验和感悟自然、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先天禀赋。在草原民族那里,崇尚自然、珍爱生命,就像吃饭、喝水那样自然而然,不必理论、不必言说,完全熔铸于其民族心灵的深处。

  我们知道,人既不是大自然的奴隶,也不是大自然的主宰,而是大自然的朋友;因此,既不能屈从自然,也不能征服自然,既要顺应自然,又要改造自然,更应积极参与大自然造化养育万物的活动。张岱年先生曾说:“所谓天人调谐,一方面尊重客观规律,另一方面又注意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这是关于天人关系的一种全面观点。”(张岱年著:《文化与哲学》,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第144页)我们认为,草原文化崇尚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就是这样一种天人关系的全面观点。它既注重生态平衡,又重视人的主体地位;既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又强调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发展而改造自然,既要反对盲目的、破坏性的利用自然,又要主张在体认和把握天地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加以保护性地、永续性地利用自然。

  综上所述,北方草原民族独特的生存环境、生产方式以及精神追求,铸造了草原文化独特的核心理念——崇尚自然、珍爱生命、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是草原文化最宝贵而且最具民族特色的精神财富,它作为草原民族生生不息、世代传承的一种强大精神力量,对草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草原民族置身于自然当中,以我为主,但不狂言主宰自然,为我所用,但决不可竭泽而渔的生产经营理念,敬畏自然、爱护自然和尊重生命、关爱生命的文化理念和价值取向,正是千百年来草原民族在自然条件相当恶劣,生态环境相当脆弱的草原地带既要生存发展,又能够把基本完好如初的蓝天绿地传给后代的原因。大力弘扬草原文化崇尚自然、珍爱生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坚持科学发展观,对我们今天成功应对生态危机,全面构建和谐社会和现代文明,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金海 执笔)

稿源: 内蒙古社科院草原文化课题组  编辑: 安华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