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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开放
内蒙古新闻网   10-03-29 16:15 打印本页】 【关闭
 
 

践行开放

——论草原文化核心理念之二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草原文化研究课题组

  

  践行开放,是草原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也是草原文化的观念性范畴之中最具张力的理念。那么,这种开放理念形成的条件和基础是什么,又在草原文化的各个层面上发挥了哪些作用呢?

  草原民族的多元构成是草原文化开放理念形成的天然条件。在我国北方草原,自古以来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并在不同区域、不同历史时期演化为不同部落、部族和民族。这些部族和民族彼此间有着渊源关系,有的有着相同或相类的文化,有的则由不同的部族、民族融合而来。甚至有些民族的所谓“别部”与主体本不属于同一个种系,完全是“多民族的大联盟”,有着“人种多源复杂的特点”(马利清:《关于匈奴人种的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三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7,198页),匈奴即如此。柔然、鲜卑、突厥,乃至草原文化的集大成者蒙古、中国最后一个少数民族王朝的统治民族——满洲(或女真)无一例外,都是在逐渐强盛起来的过程中聚集很多各有其文化传统的部落、部族,然后取代先前的统治民族并吸收、融合他们散失的部众而成为北方大地新一轮统治者的。这种民族融合的现象古代尤为明显,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北方民族史就是一部民族融合史。对所有这些民族文化进行整合而形成的草原文化如果不具有开放性,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想象的。

  游牧生产方式是草原文化开放理念形成的坚实基础。游牧民族以四海为家,逐水草而居,“依天地自然之利,养天地自然之物”,迁徙流动就是生产、就是生活。游牧生产由于其单一性和对自然气候的高度依赖性,一开始就带有脆弱性和非自足性的特点,因而迫切需要与其它经济体保持各种形式的互补关系,需要高度开放的市场。不论主动还是被动,不论互市贸易还是强取豪夺,游牧社会必须融入到地区、乃至世界的经济体系当中。经济上的非自足性正是《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即使在后来匈、汉战事不断的形势下,匈奴依然“尚乐关市,嗜汉财物”,不愿意放弃关市的原因所在。如果互通有无、商品交换的目的不能达到,他们就要诉诸武力,采取军事进攻的办法。成吉思汗第一次西征,就是由于蒙古帝国的商贸团队在中亚被劫掠而起兵的。北元时期,也先汗挟明英宗为人质,要求明朝通关开市,阿拉坦汗围战京城,直至答应开关互市,方才鸣金收兵。这些都是以武力迫使对方打开关贸大门的典型事例。

  游牧民族用以文化传播的载体首先是他们自己,游牧民族的共同性格是决定他们文化交流方式的重要因素。草原的地理环境和游牧的生业方式赋予他们开阔的视野和宽广的胸怀,他们不能忍受在封闭的条件下苟且偷生,也绝不承认有什么一成不变、必须固守的金科玉律;由于流动、分散成为游牧社会的第一大特征,他们的政权形式大多带有“行国”特征,社会组织更具有松散性、灵活性,社会成员天各一方,较之于定居民族,个体享有的自由更多一些,束缚和限制更少一些。文化总是处在破坏与重建过程之中,随时都在变迁,文化的沉淀和积累明显不如定居民族,难以形成根深蒂固、世代相袭的牢固传统,文化的结构永远都是开放的;游牧、狩猎、战争、贸易构成游牧民族的人生交响乐,塑就了游牧民族勇敢豪放、潇洒刚劲、粗犷淳朴的特有性格和气质,强调崇拜力量、崇拜生命和个性张扬,思维呈现出明显的外拓型。拼搏冒险、建功立业、进取开拓,是每一个热血男儿与生俱来的激情。草原民族之所以能够非常方便地接受异质文化、甚至融入到异质文化当中,与他们热情好动、开朗奔放、富有冒险精神的民族性格是分不开的。

  践行开放的理念一经形成,便转化成为能动的文化实践,使草原文化凸显出鲜明的特色和独有的品格。

  在经济领域,践行开放是保障社会正常供给,维系族群繁衍、社会运行的重要机制。历史上反复提到的称臣或和亲、纳贡与馈赠、袭扰和征战无非都是实现与外界经济体交往的欲求的非常手段而已。

  一般来说,当游牧民族被孤立在地区经济体系之外或不能与定居民族进行正常的经济交往时,他们就像一桶不断升温的火药,凭借军事优势寻求爆炸的时机;当他们取得统治地位,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推行开放政策时,就会格外珍视这种局面,绝不允许损害开放的经贸环境。蒙古帝国时期,成吉思汗的“大扎撒”规定,凡进入蒙古的外国商人均发给其凭证,各国的使节神圣不可侵犯。从当时的皇帝诏令、虎符牌、到连接亚欧大陆的草原商道、驿站邮递系统、再到元朝、四大汗国时期的统一货币,无不在说明蒙古人是多么渴望一个开放的、没有隔膜与壁垒的、能够自由地进行商贸活动和文化交流的开放环境的(参见孛儿只斤•吉日格勒《游牧文明史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99~113页)。

  在社会政治领域,践行开放是政体创新、执政成功的关键因素。由于草原民族特定的生业方式和历史文化传统,社会政治体制始终较为松散,等级制度相对不那么严密,因而使社会政治结构一直较为松散、开放。特别是草原民族入主中原之后,就不得不寻求一种既符合草原民族的文化传统,又切合中原地区的社会实际的政体模式。这种政体模式必须是基于两种不同政治文化的“兼而有之”、“和而不同”。从十六国、南北朝时期的“胡汉分治”到辽代的“三教并重”、“二重体制”等,都是草原民族寻找和探索“和而不同”的政体模式的开放性实践。元代,初登大基的忽必烈曾经多管齐下,试图以开放的思维解决多民族大国的施政难题。如建立一个既能体现蒙古“国朝之成法”,又能适应中原汉官仪文制度的国家体制;建立以汉法为主,“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治国安邦之道和政教并行制度,等等。对刚刚并入中国版图的西藏所采取的政策就与中原、漠北大不相同,更不用说元朝藩属的四大汗国了。

  施政纲领必定通过人来贯彻,如何用人、待人,向来就是衡量社会是否真正开放、开明的一个重要指标。金朝开国元勋阿骨打提出了“中外一统”、“天下一家”、“民皆吾民”思想,其要义就是不分华夷,一视同仁,不带偏见,不予歧视。13世纪初,成吉思汗的草原帝国颁布实施了对不同文化、宗教、种族的人才一视同仁的政策,不分国籍、民族、出身和资历,唯才是举,只要忠诚、勇敢、德才兼备就予以重用。在成吉思汗的文臣武将中,不但有出身卑微的甚至有昔日的奴隶、有与自己交战甚至射伤自己的敌方勇将,还有被虏获、投奔而来的异族文武能人。这些人从中原、中亚地区带来的先进技术、制度为蒙古帝国政治、经济、军事的迅速崛起,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意识形态领域,践行开放是提升文化软实力、加快文明进程的强大推进剂。草原民族历来以心胸开阔,少有文化排拒心理而著称。对外来的文化只要他们觉得好,就以拿来主义的态度对待之,而且对外界的新鲜事物总是充满兴趣,总要一试为快,这几乎成了他们的天性。草原民族先后创制和使用的文字,很能说明他们善于借取异文化的元素,用以发展自身文化的努力。北方民族的文字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即通过中亚伊斯兰系民族借用粟特文字母创制的文字和参照汉字或在汉族文人的帮助下创制的文字。前者至少有突厥文、回鶻文及借用回鶻字创制的回鶻式蒙古文等,后者以契丹、女真、党项民族文字为代表。其中还有从梵藏文字母演化而来的蒙古文“八思巴”方块字。有趣的是蒙古人在800年间,先后创制、使用的文字达十余种,作为蓝本的原文字达四五种,世界范围内目前使用的就有几种,这种情况在世界文字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

  草原民族对待不同宗教的态度是相当开放、包容的。成吉思汗的军队不论打到哪里,从不干涉当地人信仰什么宗教,并明确宣布各宗教一律平等,宗教信仰自由(〔瑞典〕多桑著、冯承钧汉译:《多桑蒙古史》,中华书局,270页1962);忽必烈把耶稣和穆罕默德视为“四大先知”之一,蒙哥汗认为不同的宗教是“赐给人们的不同途径”。成吉思汗是个虔诚的萨满教信仰者,但对道家长春真人丘处机“礼遇甚隆”。蒙古帝国时期的哈喇和林城驻有中亚地区所有教派的传教士,元朝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惟一明确提出宗教信仰自由的王朝,这在当时的整个欧亚大陆也是独一无二的文化现象。正如天主教传教士安德鲁在1326年写给罗马教廷的信中所说:“在此大帝国境内,天下各国人民,各种宗教,依其信仰,自由居住。盖彼等认为,凡为宗教,皆可救护人民”(参见苏鲁格、宋长洪《中国元代宗教史》,转引自包斯钦、金海主编《草原精神文化研究》,284页,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7)。这种宗教文化的开放政策,对营构宽松开放的政治环境产生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从一定意义上说,开拓进取,敢为人先,张扬个性,向往自由的精神,是与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理念相联系的。因为,只有强者的胸怀才能够有开放的胆略,只有具备开拓的勇气才能够树立开放的理念,只有开放才能够走向世界,只有进取才能够践行开放。如果说兼容并蓄是开放理念的基本内核的话,那么,开拓进取则是开放理念的外在表现,而无障碍的自由交往,正是开放理念的本质诉求。向往自由的境界,摆脱自然、社会、观念的束缚——这些本来属于自由概念的内涵,同样也存在于草原文化践行开放的理念之中。因此,完全可以说,自由精神是开放理念的基础,开放理念是自由精神的体现,自由为开放提供了动力,开放是为了最终实现自由。

  千百年来,草原文化践行开放理念以其强大的统摄力,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文化整体发展的路线和方向。因为,这种开放理念激活了草原文化所有领域中的所有活性因子,使他们积极与外在文化接触,并汲取养分以丰富和发展自己;同时,这种开放理念又调动了文化整合的强大功能,使外来的文化要素与文化本体之间迅速产生一种同构关系,使之融合到文化体系当中,从而有力推进了草原文化整体的发展进步。

  文化的开放性理念,并非指单纯的接受外来文化的观念,它同时也包含着扩大自身文化的影响,积极参与人类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传播的要义。一种文化不仅可以在开放中获得旺盛的生命力,还会使所有与之交往的文化获得强大的前进动力。草原文化曾经周期性地与中原文化激荡、碰撞,不断为之输送新鲜血液,也曾经在亚欧两大文明体系之间几度架起沟通的桥梁,为世界历史翻开新的一页做出独有的贡献。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大规模冲击欧洲,先后曾有几次,可谓影响巨大的至少有两次。第一次是匈奴,阿提拉在欧洲的战事引发日耳曼民族的大迁移,加速了罗马帝国的灭亡,推动了欧洲封建制的产生和政治、文化新格局的形成。第二次是蒙古人,从亚洲到欧洲,横亘在无数城邦国家、地区之间的边界和城墙被摧毁,处于彼此隔绝状态的东西方文明被连接起来,有力推动了世界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蒙古人的世界帝国开启了欧洲人政治地图的想象力,直接促成了欧洲人新大陆的发现和地理发现时代的到来(孛儿只斤•吉日格勒《游牧文明史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 113页)。 (包斯钦 执笔)

稿源: 内蒙古社科院草原文化课题组  编辑: 安华祎